華生：骨子里我是一個叛逆的人
“27年，一個人能有幾個27年？”2011年11月，當經濟學界將極具分量的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第四屆獎項頒發給“價格雙軌制”時，提出雙軌制時年僅30歲、領獎時已近耳順之年的華生無限感慨，“到我們這個年齡，領過的獎還是有一些的，但是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是我最看重的，因為它是國內第一個由學界廣泛參與、自由提名、民主投票產生的獎項”。
從提出雙軌制，離開學界被迫下海，到再次回歸本行，華生的27年看似轉了一個圈，但“學術情懷從未離開”，因為“我只是一個學者”。
“我其實是一個挺叛逆的人”，在常人眼里總是文質彬彬的華生表示，自己的命運是“被時代推著走”的，修養與平和是風浪打磨出來的。正因為身處一個風云際會的大時代，做了幾十年的研究，“其實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設計過渡機制”。雙軌制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橋梁，股權分置改革是資本市場邁向市場化的樞紐制度，下一步是如何才能實現發行制度改革的平穩過渡。
“批評總是容易的，但轉型社會更需要的是可行和建設性的制度設計。”
莫干山時代：一戰成名
“九月的莫干山，竹青泉秀，1984年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正在這里召開。圍繞價格改革，會上旗分三色，勢成鼎立”
華生至今珍藏著1985年4月的《中國青年》雜志，在那期刊物上，有一篇對華生的專訪。
文章的標題是《到2000年我46歲》，從版式到插圖，毫不掩飾屬于那個年代的朝氣。文章是這樣開頭的：“九月的莫干山，竹青泉秀，1984年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正在這里召開。圍繞價格改革，會上旗分三色，勢成鼎立”。
莫干山會議氣氛之激昂可見一斑。所謂旗分三色指的是莫干山會議上針對價格改革的三種截然不同的方案。
1984年9月，正值中國從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轉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前夜——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取得空前成功，城市經濟改革序幕已拉開，勢不可擋。改革的好處開始顯現，但改革的困難和弊病還沒有被人們感受到，決策層正在醞釀和交換意見，準備一個月后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報告，其中正式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這被鄧小平認為是講出了老祖宗沒有講過的新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突破。
莫干山會議選擇在此時召開，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圍繞金融體制改革、沿海城市對外開放等八大核心議題展開討論，為首的正是迫在眉睫的價格改革問題，核心是如何讓計劃經濟之下嚴重扭曲的價格體系穩步轉向市場合理定價。
會上，青年學者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解決方案，分為三派：調派、放派以及華生、何家成、蔣躍、高梁、張少杰等人提出的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思路。
由于觀點完全不同，會上“板磚”與“鮮花”齊飛，甚至發明出掛牌辯論的方式，挑燈夜戰。當年剛過30歲的華生也不例外，“當時參會的都是年輕人，意氣風發，思想單純，得理不讓人”，他后來并不諱言，年輕氣盛的自己“得罪了不少前輩和同仁。”
經過連續幾天幾夜的激烈辯論，華生等人的方案脫穎而出，他們提出了放調結合、走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建議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從計劃體系向市場價格體系的過渡，由華生執筆的報告也作為會議的主要成果之一上報中央。次年，在得到中央認可后，雙軌制方案正式實施，從而影響了整個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和路徑。
27年后，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評價雙軌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最具代表性的經濟理論之一，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價格改革發揮了理論引導和政策推動作用”。
彼時，華生和他的同伴們都只是中國社科院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
莫干山會議后榮譽接踵而至。華生受命參與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辦公室的工作，直接參與了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1986年，華生因“微觀經濟基礎的重新構造”一文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在這篇文章中，華生等人首次提出設立國資系統專管國有資產，但他們當時提出國資系統應該讓政府成分淡出，不按行政區設立，廢除任命制，競聘企業經營者。上世紀90年代股市設立后，他又進而提出通過資本市場，讓國資委的股權通過資本化方式得到社會化多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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