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國企絕非劉阿斗 可以以一敵十萬
每年3月中國的全國“兩會”，總有若干個經濟話題如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幾柱華表一樣，怎么也繞不開去，國有企業改革便是其中極醒目的一個。
當今中國的國有企業集團，到底強大到了怎樣的地步？可以看一組來自全國工商聯和國資委的數據——截至2012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數量為1085.72萬戶， 注冊資本31.1萬億元，實現營業收入20.1萬億，而歸屬于國資委的中央企業數量為120家，資產總額31.2萬億元，實現營業收入22.5萬億。“中央隊”呈現出“以一敵十萬”的強悍實力。在盈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現更是耀眼，僅五家國有銀行的全年利潤就超過1萬億元，相當于全國民營企業500強的凈利潤總和的兩倍。
拿這組數據與國有企業最困難的十多年前相比，可謂恍若隔世：199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營企業的虧損面超過40%，2600家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資產總額為2544億元，負債卻達2007億元，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
在中國歷史乃至人類的當代經濟史上，國有企業“以一敵十萬”，其強盛之勢可謂是前所未見的景象。今年初，103歲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出版《變革中國》一書，對中國崛起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計劃”，但是他對國有經濟模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這位制度經濟學的奠基者看來，“由于可以取得壟斷性的利潤，國企不需要不斷創新來滿足消費者，沒有了這樣的壓力，國企無意中剝奪了在市場競爭中不可或缺的學習機制。”
也正因此，在過去的2012年，一些被改革拖宕而激怒了的國內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系列激進的市場化主張，他們提出對國有企業進行私營化改造、取消國資委、發改委等等，有人甚至建議將國有資產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給每一個國民。這些主張，在民眾中引起極熱烈的呼應。
極端化的事實催生極端化的輿論。當今的國有經濟改革命題已經被打上了濃烈的意識形態記號。不少人認定，只要有國有經濟，就一定會有壟斷，有壟斷就一定會造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催生腐敗的“權貴資本主義”，結論就是，中國要成為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就必須讓國有經濟退出歷史的舞臺。
但是，這樣的必然性推演是否成立，是值得探研的。若在即將召開的兩會上，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圍繞于“存廢”而展開，今天就可以預言，必定吵成一鍋粥。自由派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喋喋不休，辯護者灰頭土臉卻寸土不讓。最終必無一個建設性的結果可以達成。
在我看來，非此即彼的“存廢論”，事實上將國有企業的改革臉譜化、簡單化。真實的問題是：國有企業應當如何存在？
回看中國歷史會發現，這個國家其實是“國有企業的故鄉”。自公元前7世紀“管仲變法”以來，政府就開始對重要資源實行專營。到漢武帝晚期，民間對國營政策的質疑就不絕于耳。公元前81年，朝廷專門召開鹽鐵會議討論國有經濟的存廢，六十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儒生激烈地反對國營化政策，他們提出的理由到今天看來仍然存在。比如，國有壟斷“與民爭利”，造成官商勾結，物價沸騰，民間經濟蕭條；再如，國營企業生產和經營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適民用，要么質量惡劣，各級官吏則強買強賣；又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權貴經濟，形成了一個背靠政權，以國營為名，通過特權而攫取龐大利益的經濟集團。這些儒生沒有學過制度經濟學，但看到的問題已經與羅納德·科斯幾乎一樣。可是，儒生們無法回答為國有經濟辯護的桑弘羊提出的疑問：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這一政治制度是否應該廢止，是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我會在另外一篇專欄中討論)，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戰爭的開支從哪里出？國家的財政從哪里得？地方割據的景象如何化解？而這三項不正是治國者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最重要課題嗎？
這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桑弘羊之問”，兩千年無解，迄今仍亟待回答。自漢以后的歷代政府從來沒有一個有勇氣消滅國有經濟體系。1998年之后，國有企業通過資源壟斷實現暴利的過程，其實是一次并不陌生的“歷史性回歸”。在沒有尋找到更好的國家治理模式之前，對于以“大一統”為治理目標的中國來說，國有經濟的全面瓦解是不可思議的。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書中曾揭示說，政治權力制度在更宏觀的層面上為經濟運行規定了一種基本環境，形成了所謂的“統率性規則”。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正是這一規則的生動體現。
也正因此，近三十多年來，以政策探研為目標的經濟學家大多對國企的“存廢”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去年以來，提倡國企私有化的學者中有不少在當年均有建設性的改革建議，此次表現得非常激進，應該有各自的原因，或許是專業思想的改變，或許是想吸引眼球，或許是急躁所致。一般而言，國企改革的破局集中于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打破壟斷，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是為自由化問題。
即便是倡導憲政變革最積極的楊小凱教授，生前也并不主張國企的私營化改造“搞的太快、太早”，在他看來，“私有化涉及到產權的大的變動，短期內一般會使效率下降，所以應該慎重，而且應該掌握時機。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這里講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價格，而是實行自動注冊制，讓私人經營所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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