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戰略——“一帶一路”倡議
“一帶一路”的建設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它正由構想一步一步走向現實。“一帶一路”四年來所取得的成就也為今后更大規模的建設奠定了基礎。“一帶一路”是一次重大創新，通過“一帶一路”，我國的對外開放形成“雙引擎”、“多點開花”的全新模式。大幕剛剛拉開，未來的建設充滿機遇和挑戰。
“一帶一路”倡議展現美好愿景
習總書記于2013年9月7日出訪中亞國家期間，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年10月，他又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構想開始浮出水面。在2014年11月6日舉行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以釘釘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帶一路’建設推向前進，讓‘一帶一路’建設造福沿線各國人民。”2015年8月8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指出：“‘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舉措，將給地區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2016年8月，習近平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了三個“聚焦”和八項“切實”要求。即“聚焦”“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合作”，即構建“互利合作網絡、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臺”；“聚焦”“路”，即攜手打造“綠色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智力絲綢之路、和平絲綢之路”。八項“切實”要求是：“切實推進思想統一”、“切實推進規劃落實”、“切實推進統籌協調”、“切實推進關鍵項目落地”、“切實推進金融創新”、“切實推進民心相通”、“切實推進輿論宣傳”、“切實推進安全保障”。至此，“一帶一路”的構想初步形成。2016年9月3日開幕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上，習近平向世界承諾：“中國的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也愿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同沿線各國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實現共同繁榮。”2017年5月14日，習總書記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講話進一步闡釋了開放包容、互學互鑒和互利共贏的“一帶一路”精神內涵，并描繪了將“一帶一路”建設成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和文明之路的美好愿景。
“一帶一路”構想的深刻背景
“一帶一路”絕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它是我國全面開放的新戰略和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治理體系轉型的應對。
（一）國內背景剖析
從國內區域開放結構轉型來看，“一帶一路”體現了我國全面開放的新理念。眾所周知，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從1979年開始，我們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個經濟特區，開放和開發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東新區，相繼開放了13個沿邊、6個沿江和18個內陸省會城市，建立了眾多的特殊政策園區。但顯然，前期的對外開放重點在東南沿海，廣東、福建、江蘇、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了“領頭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始終扮演著“追隨者”的角色，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東、中、西部的區域經濟發展和開放度的失衡。“一帶一路”則是一個全方位開放、全面發力的安排。“一帶”起始于我國中西部，也主要經過中西部通向西亞、中亞和歐洲，這必將使得我國對外開放的地理格局發生重大調整，由中西部地區作為新的牽動者承擔著開發與振興占國土面積3/2廣大區域的重任。而“一路”則集中于我國的東南沿海，我國已經確定廣州、泉州、寧波、揚州、漳州、連云港、北海等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城市，通過這些節點將我國與東盟、中亞、非洲、大洋洲和歐洲緊密地連接起來。而且這些地區還正在通過連片式的“自由貿易區”建設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重要引擎。這樣，通過“一帶一路”，我國的對外開放就形成“雙引擎”、“多點開花”的全新模式。
從要素流動結構來看，“一帶一路”構想順應了我國要素流動轉型和國際產業轉移的新動向。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我們亟須資本、技術和管理模式。所以，當初的對外開放主要是以引進外資、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為主。有數據顯示，1979年至2012年，我國共引進外商投資項目763278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到12761.08億美元。不可否認，這些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對于推動我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管理的現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說，這是一次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性產業大轉移。而今，盡管國內仍然需要大規模投資和技術改造，但我們已經具備了要素輸出的能力。根據可比口徑的測算，2005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連續10年持續增長。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1231.2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值，同比增長14.2%，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中國吸引外資僅差53.8億美元，雙向投資首次接近平衡，拐點已經顯現。2015年達到了1456.7億美元，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最近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的數據，2016年我國實際吸收外資為1340億美元，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1830億美元，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差額進一步擴大到490億美元。中國從原來以資金輸入為主的國家，已經轉變成了資本凈輸出國家。資本輸出的背后實際上是產品和產業的輸出，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中后期，我們的經濟面臨著全面的轉型升級。
（二）國際背景剖析
從各國貿易政策主張來看，根據歐洲中央銀行官方報告的數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世界貿易平均增長速度大致是全球GDP增速的兩倍，從1990年到2007年，全球國際貿易增長年均速度高達6.9%。但是，危機之后，全球貿易增長乏力，速度開始回落。數據顯示，金融危機后的2008年至2015年，全球貿易平均增速只有3.1%，2015年全球貿易總量增長緩慢至2.7%，與全球GDP增速（2.4%）基本持平，2016年全球貿易增速與2015年持平，也是全球貿易增速連續第五年低于3%，全球貨物貿易金額（以美元計）猛烈收縮了13%。在這一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然而，中國在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逐漸對開放和全球化問題形成了共識，按照龍永圖先生的說法，這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科學技術發展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動力；全球化的目的在于全球配置資源；開展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是實現全球化的手段；實現全球化的載體就是跨國公司。在這些理念和政策主張之下，中國不僅承擔著推動我國經濟全面開放的重任，同時也承擔著推動國際經濟進一步全球化的重任。“一帶一路”倡議實際上是在國際經濟全球化處于艱難時期中國對于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積極舉措。
從全球經濟結構轉型來看，國際經濟格局正在發生巨大變化。9.11事件爆發后，美國沒有及時調整其戰略，而是繼續布局長期掌控世界能源及大宗商品市場。然而，美國的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金融業的泡沫越吹越大。到了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終于爆發。特朗普上臺之后，推行“美國優先”戰略，在經濟領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對于實體經濟的重視引人注目。中國長期以來采取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的戰略，并借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機會，實現了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中國“一帶一路”的實施，實際上是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抓手。
“一帶一路”建設的初步成果
“一帶一路”有著全新而成熟的理念，有著國際國內的迫切需要，所以，從“一帶一路”提出到現在短短的4年時間內，已經收到了出乎人們預期的效果。
1、政策溝通不斷深化。4年來，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等重要決議也納入“一帶一路”建設內容。我國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蒙古、越南、巴基斯坦、波蘭、英國等有關國家協調了相關規劃及政策，同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機制化產能合作。同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發出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合作倡議。
2、基礎設施聯通建設率先發力。4年來，我國和相關國家一道共同加速推進鐵路、港口等項目，規劃實施一大批互聯互通項目，一個復合型的基礎設施網絡正在形成。大規模基礎設施的建設帶動的是大量投資。2016年全年，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45.3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1260.3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完成營業額759.7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47.7%。截至2016年底，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初具規模的合作區56家，累計投資185.5億美元，入區企業1082家，總產值506.9億美元，為有關國家創造近11億美元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
3、貿易和資金融通便利化有所改觀。4年來，中國同“一帶一路”參與國大力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不斷改善營商環境。2014年至2016年，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超過3萬億美元。4年來，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為主力，形成了多層次的融資網絡。亞投行已經為“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的9個項目提供17億美元貸款，“絲路基金”投資達40億美元，中國同中東歐“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初具規模的“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網絡已經形成。我國的資本市場也加快了與有關國家和地區的資金融通。我國的交易所競購了巴基斯坦交易所部分股權，中國三家交易所與德交所集團在法蘭克福合資成立了中歐國際交易所。4年來，中國有2家證券公司在沿線國家設立了子公司，沿線國家有32家機構在中國取得了QFII資格，有32家機構取得了RQFII資格。根據中國證監會的最新資料，滬深兩市迄今已有963家上市公司參與“一帶一路”的重點項目建設。此外，在人文、社會等領域，我國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
更為重要的是，從動態上看，“一帶一路”已經取得的成績，為以后更大規模的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與挑戰
“一帶一路”的本質是市場創造，它正在從構想一步一步地走向現實，這一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工程之一，無論今天取得多么驕人的成績，也無論遇到何等艱難險阻也都無須夸張，這一由沿帶沿路國家和地區組成的大合唱的大幕才剛剛拉開。未來的建設一定充滿機遇和挑戰。
第一，規模經濟和邊際遞增的機遇。在“一帶一路”提出之前，我國實際上與沿帶、沿路的國家或地區已經開展了多項投資和合作。以自貿區為例，目前我國有關國家、地區在建的自貿區共20個，涉及32個國家和地區，而且大部分是處于“一帶一路”上。“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的4年間，投資、合作的規模加速擴大，其整體已經具有了相當規模，投資的邊際遞增效應正在顯現，未來的“一帶一路”紅利將不可估量。
第二，產業與技術創新帶來的機遇。產業創新涉及產業轉型升級和產業轉移等帶來的紅利。隨著“一帶一路”的實施，我國的一些優質過剩產業將會轉移到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國內，因為市場供求而價值被嚴重低估的產業，也許在其他國家恰好被合理估值，這會產生巨大的生產者剩余；在國內，因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某些產業、產品失去了競爭力，也許在其他國家較低的要素成本會使這些產業重現生機。在國內，因為產品出口一些發達國家受限而影響整個產業的發展，也許在其他國家就能繞開這些壁壘，等等。此外，由于產業轉移引致的產業轉型升級更是機遇無限，比如技術改造、研發投入、品牌塑造等等都會給投資者帶來無限創造空間。在技術創新方面，近年來，我國在互聯網+政策推動下，一批依托互聯網技術的電商、共享經濟模式不斷涌現，而這些技術極容易移植到其他國家，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形成互聯網的“一帶一路”，也一定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三，金融創新帶來的機遇。“一帶一路”的實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資金流，巨量的資金需求只能通過金融創新來解決。我們已經發起設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但這也只能解決部分資金問題，我國的金融和資本市場乃至大量企業和個人正在針對“一帶一路”的具體情況進行各種金融創新，包括發行各種類型的證券、設立各種類型的基金和創新金融機制等等，沿“帶”沿“路”國家和地區也在探索各種金融創新，這期間的紅利和機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區域創新帶來的機遇。“一帶一路”本質上是一個國際性區域經濟和跨國投資的范疇，隨著“一帶一路”的實施，必將引發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區域創新，這包括區域發展模式、區域產業戰略選擇、區域經濟的技術和投融資路徑、區域間的合作方式等等，這期間的每個創新都蘊涵著無限的機遇。
當然，“一帶一路”的實施既有機遇也充滿了挑戰，需要我們時刻保有風險的警覺。
首先，沿“帶”沿“路”國家特別是那些發展中國家通常政治并不十分穩定，不同黨派之間的理念差別很大，一旦政局變動，就會改變過去的對外政策，這必將對我國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帶來巨大風險。此外，“一帶一路”也會穿越那些社會不安定的國家和地區，恐怖主義的威脅也會帶來巨大風險。所以，我們在具體實施“一帶一路”時必須對這些國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環境和社會安定等進行仔細研究，在投資之前做好風險應對的預案，將投資的風險降到最低。
其次，“一帶一路”實施中的任何創新其實都會有潛在的風險，尤其以金融為主的虛擬經濟創新蘊含的乘數式風險，需要我們時時刻刻保持高度警覺。
再次，實施“一帶一路”必須與國內經濟狀況相適應。我國的產能過剩是相對的。實際上，國內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仍有很大空間，甚至所需投入是以百萬億計。如果我們不顧及國內的這些實際情況而一味向國外投資和轉移產業，必然產生對國內投資的擠出和產業的“空洞化”。尤其需要強調的是，有些地方為了套取政策利益或為了“政績”，不切實際地搞一些所謂的“一帶一路”項目，投資巨大而收效甚微，對于這樣的“面子工程”風險必須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