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邊“挖坑”邊附議“違建”提案——起底“雙面李寶俊”涉行賄及“老賴”往事
5日，“失聯”多日的“挖坑代表”李寶俊終于在媒體露面，并表示愿接受處罰，承擔一切損失。然而，已于1月31日被終止徐州市人大代表資格的李寶俊，仍留給社會幾大疑問。
記者近日赴徐州采訪有關部門，起底李寶俊涉嫌行賄、被法院判定為“老賴”以及其擔任人大代表期間的往事。讓人驚異的是，在今年徐州人代會上，李寶俊附議了一份由10位人大代表提交的“關于統一規范違法建設認定處置程序的議案”。
在北京院落“挖坑”，在人代會附議“違建提案”
今年1月，徐州市第十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有一份關于“統一規范違法建設認定處置程序”議案，由朱登凱等10位代表提出。而作為附議的代表，李寶俊的名字就在其中。這次會議于2015年1月20日開幕，23日閉幕。這也意味著，在李寶俊附議這份議案的同時，在北京那個屬于他的院落里，正在“挖坑”。
1月24日，德勝門內大街先后發生兩次大規模塌陷，周邊建筑損毀，德勝門內大街交通中斷。當時，北京市德勝門內大街93號院正在非法下挖約18米深的地下室，業主正是李寶俊。該事故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李寶俊是否正常履行人大代表職責，一直是留給社會的一個疑問。
記者從李寶俊所在的選舉單位徐州市泉山區人大了解到，李寶俊于2008年當選徐州市第十四屆人大代表，2012年當選該市第十五屆人大代表。
“從提案情況看，李寶俊的履職情況很正常。”泉山區人大常委會人民代表工作委員會主任武寶福介紹，在1月舉行的徐州市第十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李寶俊參與附議的議案、建議共有6條，還包括“關于完善行政許可流程推進依法行政”“建立完善擔保征信機制提高小微企業融資能力”等。另外，在2014年的徐州市第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李寶俊參與附議了4個議案，另帶頭提了1個議案。
武寶福表示，當時選舉單位推薦李寶俊作為人大代表候選人，一是出于人大代表“廣泛性”的考慮，李寶俊屬于企業負責人的代表；二是因為其企業當時經營狀況確實情況不錯，獲得不少社會榮譽，為經濟發展做出一定貢獻。
曾涉嫌行賄原區委書記，但法院未認定
李寶俊近日被曝光的另一“標簽”是“行賄”。據傳，其曾涉嫌向落馬的徐州市泉山區原區委書記行賄。這是否屬實？
記者5日從徐州市檢察院了解到，在2008年10月31日對徐州市泉山區原區委書記董鋒的起訴書中，公訴人確實提到李寶俊涉嫌行賄。
在該文書第6起指控中稱，2003年至2008年間，被告人董鋒多次利用職務之便，為中國汽配城有限公司在購買徐州市交通局汽配城、辦理貸款、減免土地使用租金等方面提供幫助。2008年6月，該公司董事長李寶俊為感謝董鋒的幫助，以與被告人陳文(據傳為董鋒情婦)合作開辦的“徐州商品商貿有限公司”的名義，在被告人董鋒、陳文未實際出資的情況下，賄賂其干股人民幣30萬元。
記者隨后前往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調查并了解到，法院認為，投資入股型受賄必須有真實的資金依托，李寶俊為公司注冊登記出資六天后即將資金抽走，實際注冊在陳坤(董鋒案另一涉案人)名下的股份并無資本依托，被告人董鋒、陳文不具備實際占有該筆資金的可能性。李寶俊和陳文合作開辦公司是為了各自的利益，且陳文對該公司的籌備等事宜也付出了一定的資金，雙方并非出于行為受賄的目的。董鋒、陳文并未參與公司分紅。經審理，法院在刑事判決書稱，“不應認定被告人董鋒、陳文構成受賄罪。”
徐州市檢察院公訴處副處長、當時董鋒案的公訴人之一郭兵坦言，檢察院的起訴書和法院的判決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公眾比較容易混淆。從法理上講，構成受賄才有行賄。因為受賄罪不成立，所以李寶俊的行賄罪自然也不成立。
目前仍“九案纏身”，涉經濟糾紛被限制高消費
另一個引發關注的焦點，是李寶俊有多個官司纏身，并被法院“限制高消費”。
記者從徐州中院了解到，目前該院中涉及李寶俊的申請執行案件有9件，申請執行人9個，執行標的約18.61萬元，其中含本金，約定利息和仲裁費。
這些案件的被執行人，是徐州中際汽車用品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代表為李寶俊。徐州中院的知情人士透露，該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注冊資金100萬元，李寶俊占51%。2012年11月，該公司和商戶簽訂入場經營合同，合同期2年。商戶繳納房租3個月后，2013年2月，該公司突然停電關門，商鋪無法開業經營。該公司回應關門原因稱“商戶交的租金被人卷走”。
記者獲悉，徐州市仲裁委隨后對上述案件進行仲裁，支持申請人的要求。徐州市中院于2013年12月3日決定將該公司移送法院強制執行。2014年2月，法院做出裁定，查封、凍結該公司財產。
知情人士還透露，由于徐州中際汽車用品有限公司已經在2013、2014年連續兩年沒有年檢，當時也找不到其法人代表李寶俊，找不到可供執行的財產。所以，2014年11月11日，徐州中院決定將該公司和李寶俊列入第十批“限制高消費令”。
對于“李寶俊被限制高消費后仍具備人大代表資格”的問題，武寶福表示，李寶俊被選為市人大代表時間為2012年，而其在2014年11月才被限制高消費。雖然從法理上說，被限制高消費不影響其人大代表的身份，但是此種失信于社會的行為必然會給他個人、企業及人大帶來負面影響。(“中國網事”記者 李響 陳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