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孫東寧(63歲)八路軍129師山東縱隊第2旅旅長孫繼先之子，解放軍總參謀部退休。其父孫繼先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第一任司令員，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關于抗戰
兩個姐姐在戰爭中遇難
新京報：父親經常給你提起抗戰嗎？
孫東寧：他提起的少，可能是心里有塊疤。抗戰期間他的大女兒，也就是我的大姐被日軍殺害了。
新京報：當時是什么情況？
孫東寧：那是1941年，百團大戰剛剛結束，我父親在山東反“掃蕩”，正趕上我大姐出生，部隊行軍不能帶孩子，只能放在莒縣一個老鄉家。后來漢奸告密，老鄉和大姐都被抓走了，我父親托莒縣的地下黨把老鄉拿錢贖出來，大姐被鬼子殺害了。他心里挺愧疚的，倒是我母親十分堅強。
新京報：你母親當時是什么表現？
孫東寧：1942年沂蒙山區轉移時，母親分娩走不動路，當時鬼子快要追上來，情況危急，她從戰士手里奪下了兩枚手榴彈，打算和鬼子同歸于盡。好在當時的衛生隊長下了死命令，讓戰士救回我母親，生下我二姐。可惜二姐在1949年隨軍南下時，在寧波被國民黨的飛機炸死了。
新京報：父親的經歷對你有什么影響？
孫東寧：比較大的影響是我們對軍人肅然起敬。我和另外四個兄弟姐妹，都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生的，也都當了兵。
軍人情懷
我當兵沒沾父親一點光
新京報：以你父親的身份，你在當兵時會不會受到照顧？
孫東寧：父親對我們管教十分嚴格，他最討厭走關系走后門。問心無愧地說，我當兵沒有沾他一點光。我當的是總參謀部的測繪兵，被分到新疆邊境繪制軍用地圖，一待就快十年，根本沒人知道你是誰。
新京報：在邊境當兵，比較艱苦吧？
孫東寧：測繪部隊條件極為艱苦，最高上過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都是無人區。1974年我們測繪兵在雪山上連續走了28個小時，因為測繪士兵在不同的位置，誰出事就開槍，我暈倒在山頂上，手槍扳機都勾不動。我比較幸運，被附近的戰友發現救下了。
爬雪山，過無人區，沙漠里喝自己的尿，什么苦都受過。
新京報：這些遭遇你父親后來知道嗎？他怎么看？
孫東寧：我父親知道后也沒說什么，他常說革命意志都是吃苦吃出來的，說你想想抗戰時期的老百姓，那么困難還把糧食貢獻給八路軍，當兵吃這些苦算什么。
新京報：在你眼中他是什么樣的人？
孫東寧：嚴格，勤儉。上世紀60年代，我父親干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司令員時，家里來了客人，父親都不讓去招待所，只能在家吃飯。他說招待所是公家的，客人是咱家的，不能去公家的地方吃飯。
那個時候他一個月工資300元左右，在大西北還有300元地區補貼，加起來非常高了。他覺得實在太高，要求主動降工資，把自己的地區補貼砍了。
另外他又很豁達。1990年他去世前，在病床上跟我們開玩笑說，醫生的話只能聽一半，不能全信，死就死了。
關于日本
自家人不許去日企上班
新京報：如何看待現在的抗戰劇？
孫東寧：現在很多抗戰電視劇，不尊重歷史。手撕鬼子、褲襠藏雷、八路軍百毒不侵，把打仗弄得跟開玩笑似的。
新京報：你覺得開玩笑似的“抗戰神劇”會帶來哪些問題？
孫東寧：我感覺是我們在宣傳上出現了問題。實際上日本人非常兇殘狡猾，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才打贏了抗日戰爭，如果敵人像電視劇上那樣愚蠢，我們打一支愚蠢的部隊都用了八年，我們成什么了。
新京報：如何看待現在的日本？
孫東寧：我母親現在對日本人仍然沒有好感，因為她女兒被日本兵殺害了。我記得2000年前后，我的外甥學軟件開發，在日本一家公司實習留下工作，我母親極力反對，感覺我外甥去日企上班像當漢奸一樣。
新京報：現在看會不會顯得狹隘？
孫東寧：不會的。如果日本不能像德國一樣對歷史有清醒的認識，那么他們是不可原諒的。我能理解母親的心情，我外甥也比較認可，就沒留在日企。
關于“紅二代”
貼“紅二代”標簽不公平
新京報：作為將軍之后，你如何看待現今“紅二代”的稱謂？
孫東寧：我覺得貼“紅二代”的標簽，有點挑撥各個階層關系的嫌疑。“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孬種兒混蛋”，紅二代這種說法是“文革”思維的翻版，是另一種出身論，對紅二代和所有人都是不公平的。
新京報：“紅二代”的標簽也給你帶來了光環。
孫東寧：不能否認，“紅二代”的身份給我帶來了榮耀和光環，但就是這種光環，反而自己的一言一行更加謹慎。
如果“紅二代”承認自己是所謂的“紅二代”的話，那么做人做事都該以身作則，弘揚正能量。
新京報：你自己對弘揚正能量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例嗎？
孫東寧：今年5月20日，我回老家山東曹縣探親，家族不少人找我托關系，孩子上學、當兵、找工作之類的，吃飯的時候我和他們說，我們老孫家不管以后有沒有人當大官，發家致富只能走正道，托關系走后門不是老孫家的傳統，這樣只能害了彼此。
新京報：在弘揚正能量上你還有哪些建議？
孫東寧：不可否認，社會上各階層都存在各種各樣不良的社會風氣和扭曲的社會現象，這需要政府和民眾一起反思，建立全社會公平廉潔的用人機制。（新京報記者 王瑞鋒 山東棗莊、曹縣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