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發布。作為一部重要基礎性黨內法規，條例明確指出，各級黨組織都在問責范圍之內，對于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黨組織，應當予以改組；同時強調，問責對象的重點是“關鍵少數”，即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
條例約2000字，共計13條，明確了問責的依據與原則、主體與對象、內容與情形、方式與方法，從制度上明確了“問誰責、誰來問、問什么、怎么問”等問責實踐和操作問題。
14種問責方式規范為7種
黨組織問責有通報、改組等形式
條例注重簡明實用，共13條，包括目的和依據，指導思想，問責原則，問責主體和對象，問責情形，問責方式，問責執行等。
條例明確了問責主體和對象。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條例明確了問責內容和情形。條例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
條例明確了問責方式方法。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
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
條例把責任落實到各級黨委及黨的工作部門。條例對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及黨的工作部門在問責中的職責作出明確規定，使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等工作部門，體現了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要求。
條例堅持依規治黨，實現紀法分開。突出黨規特色，概括提煉，明確責任；采用黨言黨語、紀言紀語，不套用法言法語；對行政問責事項不作規定，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不套用問責啟動、問責調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義明確、便于執行。
條例注重與其他黨內法規的協調銜接。條例是對黨章規定的細化延伸，是對黨內其他問責規定的歸納提煉。將制定條例與正在修訂的黨內監督條例、已經施行的黨紀處分條例統籌考慮，與現行黨內法規中有關問責規定相互銜接。黨內法規中對有關處置措施已有明確規定的，如申訴方式、問責影響期等，條例不再重復。
據新華社
■ 背景
現有規章對治黨不力問責少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先后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和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等嚴肅問責。截至今年5月底，全國共對4.5萬余名黨員干部作出責任追究。
現有500余部黨內法規制度中，雖然與問責相關的多達119部，但多數黨內法規制度偏重于事件、事故等行政問責。新華社發布評論文章稱，現有的與問責有關的法規制度“對管黨治黨不力問責少，存在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方式不統一等問題”。
2013年11月，《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提出：“適時修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進一步明確問責情形、規范問責方式”。今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和遼寧接連主持召開了座談會，座談主題都是“就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征求意見”。在座談會上，王岐山表示，制定問責條例就是要把利劍高懸起來，黨中央對問責是動真格的，黨的領導干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
圖解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問責主體
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
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
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
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責任劃分
●全面領導責任 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
●主要領導責任 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
●重要領導責任 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問責情形
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
（一）黨的領導弱化
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
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
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
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問責方式
對黨組織
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重的，應當責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
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誡勉。對失職失責、情節較輕的，應當以談話或者書面方式進行誡勉。
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紀律處分。對失職失責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追究紀律責任。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問責決定
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問責執行
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
【案例解讀5問責情形】
1 黨的領導弱化
【案例】2016年2月，中央紀委通報了7起受到責任追究的典型問題。其中，湖北省地稅局原黨組書記、局長許建國，財政部駐北京監察專員辦事處原黨組書記、監察專員張更華等人被免去相關職務。
各級黨委（黨組）書記作為管黨治黨第一責任人，是“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必須牢固樹立不管黨治黨就是嚴重失職的觀念。7起問題產生的根源均為本地區本部門黨的領導弱化，黨委（黨組）一把手責任擔當缺失，管黨治黨不力。
2 黨的建設缺失
【案例】因下屬單位私設“小金庫”，違規公款吃喝、購卡、旅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南海東部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劉再生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中國證監會上海期貨交易所違反規定，花費100余萬元舉辦春節聯歡暨先進表彰會，本單位因公出國團組公款旅游、消費，原黨委書記、理事長楊邁軍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并被免去相關職務；廣東省陽江市國土局紀檢組組長許華因國土局及下屬單位多次發生公款吃喝、送禮、轉嫁接待費用問題，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上述案例中的問責對象均存在作風建設不到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嚴格問題。
3 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
【案例】搞“好人主義”，愛惜“羽毛”，最終釀成惡果。當湖南省臨湘市委原書記黃俊鈞聽到關于臨湘市委原副書記、市長龔衛國吸毒，男女作風、朋友圈混亂，插手工程項目等問題的反映后，他不重視、不敏感、不警覺，主體責任落實不力，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調離現工作崗位。
4 維護黨的紀律不力
【案例】660萬元、1552萬元，這是河南省新鄉市兩名廳級干部的受賄金額。包養情婦，長期為其提供生活來源、并生育一兒一女，涉嫌違紀違法金額特別巨大，這是該市另一名廳級干部的嚴重違紀行為。
新鄉市市委書記李慶貴作為新鄉市委黨風廉政建設第一責任人，不僅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不到位，疏于教育、管理和監督，更在新鄉市領導班子換屆期間，向上級組織推薦3人并均得到重用，不講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處理嚴重失當，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被免去其領導職務。
5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
【案例】山東省青島日報社黨委原書記、青島日報社社長、青島報業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蔡曉濱或許沒有想到，自己雖拒收該報業集團人員的賄賂，但仍因單位多人違紀違法問題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當該報業集團人員出現公款旅游、收受賄賂、瞞報收入、與他人發生不正當兩性關系等問題時，蔡曉濱作為黨委書記并未引起警惕，更未舉一反三，嚴肅查糾。“獨善其身”看似合法，卻為腐敗滋生蔓延埋下更大隱患。據新華社
焦點1：問誰責？
問責重點是“關鍵少數”主要負責人
黨組織也在問責范圍之內
此前，在就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征求意見的座談會上，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就曾強調，問責要抓住“關鍵少數”，“直指壓力傳導不下去這個突出問題，讓從嚴治黨嚴起來實起來”。
此次條例明確點出，問責對象的重點是主要負責人，意味著問責重點即為“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成為了問責的重中之重。
條例明確指出，黨組織也在問責范圍之內。新京報記者梳理此前制定的與問責有關的黨內法規制度，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等，均未將“黨組織”單獨納入到問責對象之中。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甄曉英等專家對新京報記者說，條例將黨組織單獨納入到問責范圍中，切中時弊。近幾輪中央巡視發現，被巡視的黨組織普遍存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等問題。將各級黨組織納入問責對象之中，意味著問責不能只對下級，包括中央部委黨組、省區市黨委也要把自己擺進去。
全面、主要、重要“三種”領導責任
明確問責對象之后，條例規定“問責應當分清責任。”并點出全面領導責任，主要領導責任，重要領導責任。
什么是“主要領導責任”、“重要領導責任”？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紀律處分條例對此作出規定：主要領導責任者，是指在其職責范圍內，對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對造成的損失或者后果負直接領導責任的黨員領導干部；重要領導責任者，是指在其職責范圍內，對應管的工作或者參與決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對造成的損失或者后果負次要領導責任的黨員領導干部。
謝春濤對新京報記者說，上述規定意味著條例不僅從“縱向”，把問責的責任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還從“橫向”分解責任，把問責的責任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他舉例說，以地方黨委為例，黨委書記負有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其他常委分別負責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方面的工作，如果某個常委的分管工作沒有做好，那么如何追究該名常委的責任？條例“全面領導責任”、“主要領導責任”、“重要領導責任”的“三種”領導責任的劃分方式，“分解責任分清責任，將責任落實到實處，操作性很強。”
焦點2：哪些問題會被問責？
“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會被問責
條例出臺前，對黨政干部問責主要依據中辦、國辦2009年6月30日印發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該部規定確定了7種問責情形，“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等等。與2009年的暫行規定相比，條例更加強調“聚焦政治責任”，“聚焦從嚴治黨”。此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問責條例征求意見的座談會上曾強調，要堅持問題導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黨章、聚焦政治責任，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開展問責”。
此次條例六大問責情形，體現了王岐山強調的突出“問題導向”、“抓住主要矛盾”的立法思路。
以前兩種問責情形“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為例，自去年10月的中央第八輪巡視以來，各輪中央巡視強調“政治巡視非業務巡視”，將被巡視單位的黨組織作為巡視對象，結果發現，各黨組織普遍存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等問題。
“黨的領導弱化”問責情形中，條例特別點明“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中央第九輪巡視就曾指出，農業部、農科院、國家旅游局、工信部、國家文物局等多個中央國家機關單位貫徹中央決策部署不到位。
第三種問責情形“全面從嚴治黨不力”，此前中紀委就通報曝光了河南新鄉市委和市紀委原主要負責人履行“兩個責任”不力等問題。
第四種問責情形“維護黨的紀律不力”，“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中央巡視組曾指出，河北省和武鋼集團，“個別領導干部搞團團伙伙”；遼寧的“巡視回頭看”則發現，“一些領導干部肆無忌憚拉幫結派，不同程度存在‘小圈子’、搞‘幫派’現象”。
焦點3：怎么問責？
“一年內不得復出條款”刪除
兩種問責方式可“雙管齊下”
謝春濤對新京報記者說，條例確定的上述7種問責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也經常使用，問責條例對既有各類問責規定中的問責方式進行了規范。比如針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紀律處分條例也作出過規定，對嚴重違犯黨紀的黨組織的紀律處理措施有兩種，改組和解散。
條例特別提出：針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和針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謝春濤表示，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雙管齊下”。比如某個黨組織到了需要改組的程度，那么不僅要問責該黨組織，也要問責該黨組織每個領導成員的責任。
強調“終身問責”
條例特別制定了“終身問責”條款，規定“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甄曉英對新京報記者說，“終身問責”條款體現了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原則，領導干部任上的任何失職失責情形，一經發現就要追責，不論其是調離還是退休，都不可能免責。
官員“復出”情形未作規定
近年來，個別引咎辭職的官員或被免職官員，相隔一段時間后“復出”也就是重新擔任領導職務的現象，一直備受關注。
2009年6月30日印發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對于被問責官員的復出問題，作出了規定。該部規定設定了一年時限，被問責的官員一年后可以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不過有兩個限制條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履行審批手續；征求上一級黨委組織部門的意見。
昨日最新發布的條例，沒有涉及被問責官員的復出問題，更未出現《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中的一年時限等相關條款。條例強調：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
謝春濤對新京報記者說，新條例沒有必要對被問責官員的復出問題作出具體規定。根據被問責官員的失職失責的具體情形，如果受到的問責方式是“通報”、“誡勉”，那么不涉及到職務調整；如果受到的是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那么職務調整可以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進行，新問責條例與新紀律處分條例、《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等十八大后新制定、修訂的法規制度是一個整體，彼此銜接。
（記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