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支持提高購槍年齡，解決不了美國“槍患”
國際觀察
美國兩黨在槍支問題上各持己見，絲毫無法在妥協的基礎上共同迎接任何可能的進展。于是，美國史上最慘烈的校園槍擊案根本無法構成一個轉折點，最多是又一個節點或痛點。
致17人死亡的美國佛羅里達州校園槍擊案發生后，特朗普政府馬不停蹄地采取行動：從接見事發學校師生家長代表，到簽署總統備忘錄禁售“撞火槍托”；再到與學生、教師、官員集聚一堂共同討論美國校園安全問題……而日前，特朗普又表示，支持將購買槍支的年齡限制從18歲提升到21歲，旨在確保所有正常年齡段的美國中小學生無法購買槍支。
佛州槍擊案發生后，美國政府忙歸忙，但必須看到，這種將槍支暴力泛濫，簡化為治安與犯罪問題的應對維度，無疑是共和黨長期以來一貫的避重就輕。而此次槍擊案雖然發生在中學校園，但其核心問題卻遠不是校園安全那么簡單。
將購買槍支的年齡限制從18歲提升到21歲，對此可能的辯護是，21歲之后的公民可能更具理性。但問題在于這種基于概率的標準，面對著特殊個體，其實是蒼白無力的。更為嚴重的是，如果這一標準被立法加以落實，擁槍保守派勢必很快發起所謂“違憲”的訴訟，最終導致該標準根本沒有機會證明它自身的無效性。
再如，特朗普雖然反復否認了關于“給教師配槍”的提法，但仍舊演繹式地想象著，如果占10%、20%或者40%的熟練使用槍支的教師，也攜帶槍支上班、上課，那么就會在第一時間阻止類似悲劇發生。這種基于突發事件處置時間對比作出的建議，聽起來務實，卻是基于“教師任何時候都百分百理性、教師絕對不會成為槍支暴力的加害者”這一前提假設之下的。
美國槍支暴力泛濫，無論是否在校園，是槍的問題，但更是人的問題。可以說，聯邦憲法的剛性約束、國家基因中的槍支文化、聯邦制下的政策、甚至是特殊利益群體的驅動，共同塑造了槍支泛濫的頑疾。有統計顯示，1949年以來美國導致10人以上死亡的23起槍擊案中，12起發生在2008年之后即所謂的“后金融危機時代”。這就意味著，“人的問題”其實是美國當前在政治、經濟、社會族裔等眾多層次矛盾所積累的不良情緒。而在整個美國社會進入矛盾多發期、易發期之后，校園治安問題只是一個表象而已。
自去年10月1日拉斯韋加斯槍擊案之后，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傾向于嚴格控槍：59%的民眾同意更為嚴格控槍，不同意者仍為36%。但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陣營的意見是：僅有31%支持，63%反對。在如此關乎美國普通民眾基本生存利益的議題上，兩黨及其相應的選民群體卻仍延續了勢如水火的極化與撕裂。
而在撕裂民意的驅動下，民主黨陣營反復強調嚴格控槍的一勞永逸，特朗普等共和黨人則高調討論治安議題。所以，“人的問題”更在于兩黨在槍支問題上各持己見，絲毫無法在妥協的基礎上共同迎接任何可能的進展。
于是，美國史上最慘烈的校園槍擊案，根本無法構成一個轉折點，最多是又一個節點或痛點。它雖令人痛心，卻在血淋淋的美國槍支泛濫史上，添上一個新的驚嘆號和無數個無奈的問號。
□刁大明(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