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目標被媒體稱為“第五個現代化”。而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最重要內涵和根本基石。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實現“第五個現代化”的征途中，時隔不到一年，四中全會就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法者，天下之準繩也。”就國家治理體系而言，一個國家在治理體系上完不完善，首先就得看法律體系是否健全。如果沒有好的法律體系的支撐，國家治理就很難有基本的行動準則，進退便會失據。比如，中央領導屢次批評尸位素餐，甚至強調“不作為的‘懶政’也是腐敗”。但假如沒有責任清單和權力清單的出臺，厘清政府哪些是“法定責任必須為”，就仍然會出現推諉責任、互相扯皮的“踢皮球”現象。且這種“隱性腐敗”，也難以受到真正的懲罰。如此，“不作為”就仍有市場。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的基礎上，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將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從國家治理能力而言，法治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基本方式。“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光有法律還不行，關鍵還得看實行法律的人和社會的“軟環境”。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曾擔心，“未來的司法會成像一臺自動售貨機，你把寫好的狀子和訴訟費放進去，就會自動送出判決。”歷史和現實都對韋伯的這種擔心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念斌案”便是一例，案件終結后，其姐姐流著淚水接受采訪：“促成一樁冤案，只要一個派出所的認定；而平反一個冤案，卻要舉全國之力。”而造成這種傷痕，并不是沒有法律，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
正如四中全會所言，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因為，法治，終究是靠人來實現的。如果有法不守、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法律就會變成一紙空文，成為掩飾利益的工具。“打官司不如跑關系”“法律大，不如權力大”之所以存在，說到底，就是法治沒有成為社會的信仰，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維沒有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樣的治理只會不斷撕裂社會，如此，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就無從談起了。
法治是實現“第五個現代化”的惟一通途。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把法治落實到國家治理、政黨執政、政府行政等各個層面，這是推進“第五個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事業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保障。也唯有此，才能實現“立治有體，施治有序”的治國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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