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亮相香格里拉對話會,駁斥了日本的“中國威脅論”。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也隨后指出,在事關中國主權領土和海域的劃分問題上,中方從未挑起過事端。
中國的國力日盛有目共睹,近年來引起了一些國家的擔憂。更有不懷好意者頻頻拋出“中國威脅論”。5月16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六十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中華民族血液中沒有侵略的基因”。作為中華兒女,繼承著祖先一脈傳承的文化基因,對這樣的話不禁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又對國際上的非議有一種深受冤枉的委屈。因此,不管世界拋擲給中國的那些偏見,是出于文化隔閡的想象偏差,還是別有用心的故意為之,我都愿從純文化的角度來談談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處世思維、立世原則,談談為何“中華民族血液中沒有侵略的基因”,為國際友人撥開“中國威脅論”的猜疑迷霧,破除對中國“國強必霸”的心理陰影。
古代中國的發展,曾多次達到過同時期世界輝煌的頂端,然而即使國力鼎盛、兵馬精良、糧草充足,中國的本土意識,都從未有過侵略、掠奪、霸占、干預他國的想法。經濟軍事的強大崛起只是外部一時可見的表面,文化思想的強大有力才是使民族長久屹立的內里。而能保證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不斷流的文化,就是以“和”為追求目標的文化。“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儒家入門之學“四書”之一的《中庸》使中國人從小就信服,和,是天下的普遍規律,是事物的最高準則,是世界的永恒道理。而道家的《老子》也講“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方塊字組成了三個“和”字;紫禁城的外朝三大殿,分別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個“和”來命名;而“和”的精神,在中國人的生命里,也體現為三個層次。
首先是自我的和諧,也就是身心和諧。“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儒家教導人們從自我的情緒入手調和自身,讓喜怒哀樂之情表達得合理適度,和情養正,修養為一個中正平和的人。
其次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也就是社會和諧。對于志同道合的人,要和睦相處;對于存有異議的人,要和而不同;對于家庭治理,是家和萬事興;對于社會秩序,是禮樂和諧;對于國家治理,要和合偕習;對于國際相處,要萬邦同樂。總之,是要以和為貴。
最后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就是中國思想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道家很早就說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之道,要與自然合一,和平共處。
中國文化,是中和的文化,是涵容的文化,實在不是稱霸型的文化、進攻型的文化。儒家講“致中和”,這個“中”字,就表達了一種不擴張不過分的原則,中國古代縱使盛世時期,中央王朝也都在守中道,并不因兵力過盛而妄想以武力征服他國、開疆擴土,中庸的準則就是一種適度恰當的原則。在故宮的皇帝寢宮養心殿里,懸掛著一張“中正仁和”匾額,那便是一國之君隨時提醒自己要中庸正直、仁愛和諧的證明。
所以回看中國歷史,每當社會經過一定時期的物質積累,國家進入到和平發展的穩定時期、盛世時期,政府都會重新提倡和重視起以文治國、以儒治國,甚至那些由少數民族建立起的中央政權,比如元朝、清朝,到最后也不得不回歸儒家文化、運用儒家的思維治國。因為儒家文化,是一種有禮有節的、秩序井然的、中正平和的文化,它維護著國土內外、疆域遠近的共同安定,所謂“天下大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當然中國以寬大仁和為主體意識的歷史上也曾出現過異數,就是蒙古民族掃蕩亞歐的歷史,但中國本土的民族在當時也恰恰處于被掃蕩之列,那正是由于宋王朝忍讓求和的思維慣性,導致中土淪喪異族。因此中國文化指導下的政權,不僅不曾以強硬之姿侵擾他人,反而因固守和平被他人侵犯。但是,正因為這種文化是經過長期歷史檢驗的健康有力的、符合人類發展的文化,所以它在一時被侵襲過后,依然以強大生命力復蘇過來、沿襲下來。經受改朝換代的中國人,始終不忘以和為貴的祖訓,甚至能把曾經凌駕于中原的民族也包容到自己團結友愛的家庭里來。這就像道家“柔弱勝剛強”的理念,從來不以強姿態盛氣凌人,卻能安和四方而久遠綿長。歷史變遷而道統不絕,這正是因為中國文化圓融而不逼仄、通達而不狹隘。“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與人為善、不與爭霸,是成就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重要保障。
除卻入世的儒家、出世的道家,以“兵書圣典”著稱的《孫子兵法》集中體現著兵家思想,也明確傳達出了中國兵家對于戰爭的觀點,就是“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百戰百勝都不是兵家稱頌的,唯以不打仗、不動武、不用兵,才是上善之策。在中國文化的大環境下,連孫武這樣的軍事專家也不贊美戰爭,相反,中國倒是有非常多批評戰爭的詞語:縱然一個朝代屢戰屢敗,也可能被指責為“窮兵黷武”;縱使一個君王得勝歸來,也可能被指控為“好大喜功”。中國人,不愿意把一方的戰功建立在彼此傷害的基礎上,因此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連一向超脫世間、悠游方外的道家也說“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認為有道之人不會愿與兵戰為伍。
正基于此,古代中國的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曾經暢通了亞洲與歐洲、非洲的道路,然而這路上往來穿梭的只有互助的貿易、互通的藝術、互敬的文化、互訪的行者,沒有交戰的兵火、霸道的欺凌;正基于此,鄭和七下西洋,遠比西方航海發現新大陸早了近一個世紀,然而當他們走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國家,留下的都是大批的禮物、互惠的商貿、真誠的友情,以及即使遭遇了部下被誤殺的痛苦也化干戈為玉帛的寬和氣度……中國投注到外部世界的目光和腳步,從來都是為了溝通世界而不是征服遠方;中國踏上異國疆域的使者,從來都是為了在那土壤上傳播友善而不是栽種仇恨。
相反,有些西方國家由海洋文明形成的海盜意識,才構成了踏上新大陸之后對當地的掠奪行徑、侵占歷史,因為海洋文明、游牧文明是以奪取他方資源為生存本能,而中國的農耕文明卻是以自給自足、自食其力為生存模式和思維方式,并且在一片土地上形成了團結緊密的家族意識,為了耕種,世世代代企求的都是穩定與和平,厭惡戰爭和變數。農耕民族的子孫都要按照祖輩經驗來種植和收獲,最怕由亂生變、影響收成。所以中國進行的外戰,都是為了保衛而不是為了侵奪,是為了守護自有土地安定而不得已應戰,不是為了搶占異地山川而憑野心開戰。
中國人這種熱土觀念,還轉而形成了一種廣泛的教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中國人堅信,財富生于自己的土壤,而非掠奪他人的土地。甚至,連財富也只是末節和結果,道德才是根本和首要。而這最根本的道德,就是“致中和”,恰當適中的和諧;“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各在其位、萬物健康生存。各在其位、健康生存,也就喻示著各安其土、彼此尊重。
所以那些“國強必霸”的判定,是站在西方行為立場上、順延西方固有意識形態的一種以己度人,而非身處中華文明歷史洪流中、作為承前啟后一脈傳承的一種思維方式。面對家國,中國人追求的是和氣致祥、和氣生財,是以和為貴、地利人和;面對世界,中國人相信的是和衷共濟、四海一家,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而這,已然凝聚為中華民族廣泛認同的集體人格,成為滲透到炎黃子孫骨子里代代傳承的文化基因。哪怕在二戰以后,遭受過侵略、忍受過誤解、直到今天也沒有獲得誠懇相待和公正記載的中國人,面對苦難、面對傷痛、面對不公、面對誤解,依然懷寬和之心、抱和解之愿、行和睦之事、促和諧之態。中國可以用最廣大民眾長久以來的和氣行為坦蕩地回答世界:我們,始終在用和平療傷,愿不再被誤解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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