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藏網訊 近日，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就我國民族工作問題，接受了中國西藏網的專訪。他認為，在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民族工作要避免強化民族之間、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之間的區分，更多強調中華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記者：民族問題已成為當今中國社會關注度最高的問題之一。對于5月份召開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從民族工作的角度，您認為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維群：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有關民族工作的精神非常豐富，既有理論闡述、經驗總結，也有大量富有創造性的具體措施。而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帶有普遍導向意義的，是會議再次強調促進我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關政策原則。這些原則不僅適用于當前負有反分裂、反暴力恐怖斗爭重任的新疆，而且適用于今后一個長時期內全國的民族工作，其意義正在被越來越多的民族問題理論和實際工作者所認識。
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一次提出是2010年2月召開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2010年6月召開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再次重申這個原則，同時還提出“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談會已是第三次強調“交往交流交融”，同時又對前述兩個會議有關提法進行完善，提出“依法行使民族區域自治權和貫徹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相統一、保護少數民族合法權益和依法履行公民義務相統一、促進區域內全體群眾共同富裕和重點幫助相對貧困地區相統一”，“增強各族群眾的國家意識、法律意識、公民意識”。“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關原則的提出過程本身，就清楚表明中央對此是慎重的，經過深思熟慮的，并不斷加以錘煉、完善。
“交往交流交融”的提出雖然歷時不久，但其精神實質源遠流長。周恩來同志在1957年民族工作座談會上就指出，“由于我國各民族交叉的時代很多，互相影響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如果同化是一個民族用暴力摧殘另一個民族，那是反動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來走向繁榮，那是進步的。”經過此后五六十年民族工作的豐富實踐，汲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今天對這一原則內涵的理解，應當說比那個時候要豐富多了。
記者：“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國民族關系史上的規律性現象，還是社會主義時期的特有現象？
朱維群：“交往交流交融”現象貫穿于中國歷史各個時期，是包括社會主義時期在內的整個中國民族關系史的重要的規律性現象。我們只是比前人擁有更加有利的社會條件，可以做得更加自覺。
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共有的大舞臺，歷朝歷代少數民族開拓土地，守衛邊疆，與中原民族共同生活，對中國疆域和中華統一體的形成與發展有巨大的貢獻。離開少數民族，就沒有今天中國的格局。比如，蒙古族主導的元朝結束了唐亡之后中國370多年的分裂局面（其中包括北宋，因為北宋只有一個相當局限的小一統），此后中國至今700多年再也沒有發生全局性的分裂。滿族主導的清朝不僅為近代中國的版圖奠定基礎，而且對邊疆的治理比較前面任何朝代更加規范、有效。清朝至少從康熙時代起，就完全徹底地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大清是“中國”的一個新朝代。最近一些人在網上熱傳一種說法，“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這種說法不僅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對國家的統一極具危害。更多的道理不說，如果把元朝、清朝排除在中國之外，那么蒙古族、滿族歷史上世居的土地，兩個王朝開拓、鞏固、管轄的遼闊邊域，豈不也都不屬于中國？
在統一和爭取統一的幾千年中，中國各民族共同生產生活，相互學習、相互通商、相互通婚，即使是民族間殘酷的戰爭和統治階級民族歧視政策，都改變不了各民族交融、融合的大趨勢。歷史上，哪個民族、哪個王朝對民族關系采取開放、包容的態度，它的發展就快，就能成就大事業；哪個民族、哪個王朝采取自我封閉、歧視他族的態度，它就難免衰微，即使一時成功也迅速走向失敗。
我國多民族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歷史現象，但民族間不斷的交融、融合，使我國民族現象呈現一種生動活潑、流動多變的氣象。沒有哪一個民族族源是純粹、單一的，每個民族的發展演變都是在同其他民族混居、互動、交融中，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斷吸納其他民族成分中完成的。這就造成了我國民族間界限不同程度呈現出相對性、變易性、不確定性。漢族以古代華夏族為主體，在漫長歷史中不斷吸納其他民族成員，故能成其大。同時又有相當多漢人融入到少數民族，壯大了少數民族并形成一些新的民族，少數民族之間也不斷發生交融、融合。一些民族發展了，一些民族消亡了，又有一些民族產生了，這就造成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民族格局沒有哪兩個是完全一樣的。把民族現象視為凝固不變的現象，用行政手段把民族界限劃分得過于清楚，并不符合中國民族現象的實際。
正是由于中國各民族本來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脈相通，文化相聯”，所以當中國面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時候，很快就開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認知的自覺。如果沒有歷史上持續不斷的交融、融合為基礎，很難設想近代以來僅僅百余年，幾億、十幾億中國人就能形成如此堅固的“中華民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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