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0月25日電 據“新華社發布”客戶端報道，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的里程碑。”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中央黨校教授嚴書翰如此評價剛剛結束的四中全會，“四中全會在與以往依法治國方略一脈相承的基礎上，推出了依法治國的‘升級版’。”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四中全會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勾畫出了路線圖。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研究部主任王長江則用了“提升”一詞。“以一次全會的形式研究依法治國，更加彰顯了很多問題的解決從治標走向治本，這不管是從理念上還是實質上，都是一種提升。同時，在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框架下談依法治國，表明一種非常強烈的制度設計的導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所所長李林認為，“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統一的必然結果，應當從整個戰略宏觀布局上來理解認識。”
“四中全會公報中有三個關鍵詞非常重要：全面、道路、體系。”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胡建淼認為，第一個關鍵詞是“全面”，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國家、政府、社會、政黨，甚至包括軍事等領域全面推開；第二個關鍵詞是“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以黨的文件提出來這是第一次，它顯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提出，就是強調中國的法治要符合本國國情，走自己的法治道路；第三個關鍵詞是“體系”，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這五大體系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新一屆領導班子對依法治國有著前所未有的重視，對法治之于中國當下和未來的意義有著更為清醒深刻的認識，其必將對中國的法治建設進程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這個趨勢是很清楚的。而這次全會的重大意義，甚至可能需要從一個更長的歷史維度上來審視，才能看得清楚。就如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意義，我們就是在不斷地回顧和總結。”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主任謝春濤說。
“四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全黨從上到下對法治的認識水準、思想境界提升，從革命黨到執政黨再到現在全面開放條件下的執政黨，從不自覺到自覺再到高度自覺，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鷹說：“當前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方略，是以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組織領導做保證的。四中全會公報，從全局的角度來考慮法治問題，同時又推出了一項項法治改革的具體舉措，確保法治的要求能夠落實到位，無論是從高度上還是從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期待一個嶄新的法治中國新時期的到來。”
解析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總目標
四中全會公報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這個總目標，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當前已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瓶頸時期，國內的社會矛盾凸顯、國外的挑戰前所未有，很多改革亟需從制度上突破。法治，不是跟某一個人在戰斗，而是跟幾千年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傳統惡習在戰斗。整個法治中國進程已經表明，簡單的修修補補或者動動小手術，一兩個立法上的小項目或者某個方面加強一下，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現在已經到了從根本上解決制約法治進程的核心的、制度化的問題。”梁鷹說。
公報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而“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這五大體系，是對總目標的展開。
馬懷德說，其核心，在于高度強調體系建設；其目的，是要求把這些與治國理政密切相關的體系、制度構建好，讓這些制度更加定形、更加成熟，為最終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貢獻。
公報中已經點出了五大體系的“關鍵詞”。
比如說，如何實現法律規范體系的“完備”？馬懷德說，“現在的很多法律、法規還有待進一步的完善，以適應國家治理能力、治理體系現代化要求。這需要廢止、制定、修訂一批法律，為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做努力。”
再比如說，法治實施體系要“高效”。“法治的實施問題是四中全會要重點解決的。法治的實施最終是落實在生活中，內化成人們的意識，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規則。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一方面要加強監督，對不能依法辦事和違法執法、違法行政、濫用公權的行為加以有效的監督；另一方面，要形成法治建設的評價、考核體系，形成有效的法治實施的激勵體系和問責機制，保障法律的有效實施。”馬懷德說。
公報闡釋依法治國總目標時同時指出，“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馬懷德說，依法治國是對社會全體成員的要求。不管是公權力主體，還是普通公民個人，都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辦事，遵守法律規則。
依法執政是對黨治國理政方式的要求。嚴格按照憲法法律領導各項事業，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這是依法執政的核心。當然黨自身也必須在憲法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同時要保證各個政法機關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
依法行政是對行政機關的要求。行政機關必須依照法律的權限和程序來行使權力，履行職責。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相互關聯，而又有各自的適用范圍。不管怎么說都是宏觀上的法治，都是屬于需要強調的法治內涵。”馬懷德說。
胡建淼分析，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可以理解為“法治行為”維度；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可以理解為“法治目標”維度。
“這兩個維度必須融入到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中，才能形成良法善治的局面。”胡建淼說。
四中全會公報中明確指出，“實現這個總目標，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其中，強調從中國實際出發的表述，得到受訪專家高度關注。
“從中國實際出發、解決中國實際問題，這個原則丟不得。”相關人士分析認為，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八大，中國法治建設經歷了多個重大節點，都針對實際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以1954年憲法為標志初步形成法制；
鑒于“文革”慘痛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
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并寫入憲法，與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密切關聯；
進入新世紀到2010年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法治建設促進了改革開放和人權保障；
以十八大為標志，我國翻開了全面深化改革，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新篇章。
有關專家指出，一種政治制度的生長，與其扎根的土壤息息相關。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求、著眼解決現實問題。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法治本土化和法治規律化，這兩者的關系一直伴隨我國的法治進程。用西方法治的道路、模式、經驗來衡量我們的法治道路是行不通的。”梁鷹說。
梁鷹分析說，“我們考察發現，西方某些國家的某一項好的政治體制或法治化設計，都是從它的歷史發展、文化發展中逐步演繹出來的，不能只看到它呈現出來的樣子。我們要立足中國實際，特別是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挖掘出一些東西。同時，法治是有規律可循的，比如，政府權力一定要得到制約，公民權利一定要得到保護，人權一定要得到尊重，這些都是規律性的要求。”
梁鷹說，因此，應立足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發展需求，來尋找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而四中全會正是在開創這樣一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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