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下午，在全國政協會議分組討論政協工作時，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環保總局原副局長王玉慶提出，希望在調研中看到真相，建議允許政協委員明察暗訪，調研不要提前安排好。
“明察暗訪”這個傳統詞匯的引入，對于代表委員的履職而言，顯然具有現實意義。相較于真實地了解和反饋社情民意這一目的而言，明察與暗訪本應是不可或缺、且有必要互相結合的調查方式，尤其是暗訪，在很多時候更有助于真實情況的及時顯露。政協委員在全國“兩會”這樣的議事場所，將“允許明察暗訪”作為訴求提出，顯現出難能可貴的積極履職愿望，不僅有必要，而且也具備合理性。
依據《政協章程》等相關規定，視察、參觀和調研等均為政協委員合乎規定的活動形式，而《代表法》規定的人大代表義務中，也有“積極參加統一組織的視察、專題調研、執法檢查等履職活動”的表述。代表委員的法定職能雖有差異，但在“調研”一項上卻是一致的，只不過在相關規定以及日常的操作中，代表委員的視察活動，被要求通過統一的組織來對接進行。而這樣“被安排”的視察活動，最容易得到的回應，便是被視察單位的所謂精心準備，甚至為此多次排演，讓代表委員的視察調研活動流于形式，無法達到實效。正如王玉慶委員所言，“在調研中，看的點都是地方政府安排好的，走馬觀花，真正想了解實情很困難”，其在去年調研血鉛問題時，由地方政府全程接待，導致很難掌握最真實情況，“回來后不知道怎么寫報告”，而這樣的體會顯然并非個別代表委員的個別體驗。
代表委員的履職行為是否“允許明察暗訪”？事實上，盡管有包括政協《視察工作條例》等規定的細化，但也僅是將“視察”這一形式限定在“由政協委員會或者專門委員會組織進行”這種形式，而對代表委員的個人調研行為并未做太多限制性規定。相反，卻對代表委員聯系所在選區(或者界別)民眾、溝通和反饋社情民意進行了明文要求。網上公布的一份蘇州市政協提案答復情況顯示，針對委員提出的“改進政協視察、調研方式”的建議，也得到了單打獨斗的視察雖“暫不能開展”、但調研盡可自行視情況而定的答復。究竟如何更好地行使國家權力與國民之間暢通聯絡的使命，包括明察暗訪在內的多種形式無疑都應充分鼓勵，并且在制度上提供保障。
在地方人大的具體實踐中，引入“明察暗訪”業已并不那么鮮見。200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視察辦法》出臺，根據這一辦法，北京人大代表視察應當注重實效，可采取明察暗訪、突襲等多種形式。2009年，廣州市人大也出臺《關于規范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開展專題調研工作的若干意見》，將暗訪的方式引入到代表調研中。從實踐操作的情況看，在制度上明確賦予代表委員暗訪的行事方式，對人大政協工作的真正發揮實效，對諸多社會問題的及時反饋與解決，雖僅是微調，但卻對實際工作加了分。
民生疾苦與國家決策之間的溝通，容不得任何阻隔。而代表委員對明察暗訪的需求，并非僅是視察、調研方式的一種改良，顯然是對真實了解社會情況所存在困境的擔憂。此次提出“明察暗訪”建議的王玉慶委員，本身也曾有多年行政工作的經歷，“提前安排視察路線、下級精心準備應付”等現象在各級政府活動中亦是屢見不鮮。甚至作為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都曾不得不多次采取“半路停車”的方式，來試圖走進未經安排的參觀地點，以圖了解真實情況。“被安排”的視察可能一時無法根除，但更嚴重的是，代表委員(甚至官員)習慣于這種“被安排”，儼然樂在其中，便只會使得職責的履行存在被大面積異化的危險。
因此，確實有必要通過給予“明察暗訪”一種明確的制度地位，來激勵和催生代表委員的履職熱情，進而強化人大政協的參政議政。畢竟，包括人大政協在內的多渠道制度設計，都應不斷完善和修正其細節規定，在是否“允許明察暗訪”之類的模糊限制處尋得突破，一切活動與規定，都應朝著有助于體察問題真相、訪得民生疾苦的目標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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