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些地方亂設機構，亂定級別，領導職數和公務員人數超標”，“4年前全國公務員是600萬人，現在已經增加到1000萬人，一年多100萬人”，“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么多官啊！”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在全國兩會浙江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大發感慨，并建議制定《編制法》，制止“官滿為患”。（3月11日《都市快報》）
我由衷地感謝高官劉錫榮為民代言！他的這些鋒芒畢露的諍言激語，若是從平民百姓嘴里冒出來，定然要被視為“仇官”惑詞，說不準就惹來了什么麻煩。
還是劉錫榮代表說的一針見血：現在有些地方亂設機構，亂定級別，領導職數和公務員人數超標，“這兩亂兩超給買官賣官留下無盡空間。”我以為，“兩亂兩超”使權力者得到的“實惠”和“利益”太多太多，利于親屬友好就業安置，利于安插親信擴大勢力，買賣編制和買官賣官屬最惡劣的一種行為。不過，“紅包換編制”和“花錢買官帽”，已經成了一些地方的“潛規則”，大凡通過“兩亂兩超”進機關事業單位的，除權力者相中中的主動安排的，十之八九都是要敬奉真金白銀的。“兩亂兩超給買官賣官留下無盡空間”，這是一位高級紀檢干部查處腐敗案件的經驗之談。“兩亂兩超”現象，總是與權力者的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難解難分或曰密切關聯的。如若不信，肯定一查一個準，當然要真查實查，而不能敷衍了事地查。
上世紀90年代末，官方媒體曾以《九歲吃“皇糧”十歲穿“官服”》為題報道寧夏同心縣破壞編制的嚴重情況，33萬人口養活1.1萬干部，超編多達2800多人，其中不乏“娃娃干部”、“書包干部”、“學齡前兒童干部。驟然間，這個貧困縣聞名遐邇。十多年過去了，“同心縣現象”非但沒有起到警示作用，反而在許多地方被反復復制。編制在忽悠和嚇唬老百姓的時候，被說成是“金科玉律”的“天條”，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到了權力者那里，就虛無縹緲、行同虛設了。只要權力者有所手諭、口諭甚至示意或默許，什么“編制”、“職數”盡皆不存在，什么條件、資格、考試、考察、考核和征求民意一概全免。這方面的丑聞，近年來，媒體時有披露，不勝枚舉，只要你上網一搜，無奇不有，無丑不有，無惡不有，保你應接不暇，難以卒讀。一個打工妹、一個女服務員、一個女主播，因為權力者滿意了，一夜之間便可以成為官家人，既而平步青云成為科官、處官、廳官；有的地方官帽買賣幾近明碼標價，錢款一付，即宣布任命；至于官員子女親屬定編進人或進編吃“空餉”，更是司空見慣的事。今年新年伊始，山西靜樂縣委書記楊存虎可是給“編制”放了個“開門炮”——他通過特權，將女兒王燁帶編弄進省疾控中心吃空餉5年，不僅邊讀大學邊領官俸，還報銷學費2萬元（1月16日《人民日報》）。
而那些法力不濟，沒本事讓“編制”的“魔繩”隱形的小權力者，干脆把“編制”當作無所謂，我不要你什么編制，反正我有“小金庫”開工資，我想找誰就找誰，想找多少就找多少——好你個“編制”，本官不稀罕你，你滾吧！《人民日報》曾報道，安徽靈璧縣環保局人滿為患，編制21人，實有94人，超編73人，工資全在征收的排污費中列支，排污費不夠“吃飯”的。靈璧縣環保局的情況，可謂是我國縣鄉編制亂象的代表和縮影。因為職業方便，我前不久去過多個地方采訪，所到之處概不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個縣的一個政府部門，正式編制38人，卻違規從企業和社會上私招亂雇120人，甚至違規增設2個機構，還把下屬事業單位多名職工借用在行政執法崗位，并一一封賜“官銜”，支掌執法大權。這不僅亂了“編制”，更亂了“法制”，實乃荒唐上面加荒唐。
針對編制亂象和“官滿為患”，劉錫榮建議制定《編制法》。我當然擁護這個建議。不過，我認為，我國編制亂象和“官滿為患”，并不是因為編制上無章可循、無規約束造成的。在機構編制問題上，中央一直強調“嚴格控制”，除了有《公務員法》約束、國務院專門的《條例》，還一系列“紅頭文件”……結果怎么樣，一概不頂用，“兩亂兩超”現象該怎么猖獗還怎么猖獗。事實證明，問題的癥結不在于沒有規矩制約，而在于違規處罰乏力，失之于軟。這么多年來，編制“兩亂兩超”現象如此嚴重，居然沒聽說過有哪個領導干部因此被真正嚴肅處理的。什么叫真正嚴肅處理，按黨紀政紀來說，莫過于“雙開”，從來沒有一個被“雙開”，除非涉及買官賣官或其他經濟犯罪。“靜樂縣委書記女兒五年吃空餉10萬元”事件影響何其惡劣，縣委書記楊存虎結果只給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多么輕松愜意啊！事情敗露，風險小小的，如若瞞哄過去了，獲益可是大大的，誰何樂而不為？要想嚴肅“編制”，切實整飭“兩亂兩超”現象，必須讓“編制”成為帶電的高壓線，誰碰誰完蛋，而不能繼續讓其淪為權力者的“魔繩”，隨心所欲地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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