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下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會議后，衛生部部長陳竺接受了記者采訪，他表示，衛生部已開始開展研究PM2.5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此外，他建議調高煙草稅，降低煙民數量，將健康城市的概念充實到衛生城市的內涵中。(3月10日《京華時報》)
衛生部陳部長的這個建議，完美的幾乎無懈可擊，因為，這是一個稱得上“利國利民”的計策。調高煙草稅是為了降低煙民數量，此謂利民;煙民數量降低了，但煙草稅調高了，國家稅收不受影響，此謂利國。一項涉及到健康城市概念的舉措，能獲得如此“雙贏”的效果，堪稱一舉兩得。所以，陳部長認為，“中低檔煙的調稅勢在必行，我相信人民群眾會支持的”。
然而，世上真的有這樣的好事么?政府在推行一項政策時，不但不花錢而且還可能多賺錢，就不怕“不明真相的群眾”將其視為斂財?當煙草還屬于合法商品時，當吸煙還沒有構成違法的社會環境下，如果調高中低檔煙草的稅費，也即在調高中低檔消費品的稅費，影響的是絕大部分中低檔消費者的生活水平。如果把3.5億煙民納入人民群眾，他們會支持么?而任何一種商品的漲價，在當前這個通貨膨脹的市場上，都會觸痛消費者的神經。
還是全國人大代表、工信部部長苗圩說的實在：控煙的難度很大。難度來自全社會對煙草的需求，有3.5億煙民。控煙和禁毒是兩個不同的方法。
3.5億煙民對煙草的需求，不但數量龐大，而且這種需求是心理和生理對煙草的依賴。這已經不是可有可無的生活消費品，而是一種不能輕易擺脫的不良嗜好。如果用提高煙草價格來限制煙民的消費，除了加重吸煙者的生活負擔，或逼使他們減低消費的檔次外，幾乎沒有實際的意義。筆者聽說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由于煙草供應不足，不少煙民用絲瓜葉或茶葉解癮。可見要降低煙民數量，依靠經濟杠桿調整市場供應是不可能的。人們在獲取一種帶有“癮性”的需求時，很可能會不擇手段，不計后果。毒品就是最好的例子。
作為衛生部官員，應該從健康衛生的理念上加強保健和珍惜生命的宣傳。因為煙民都有一種僥幸心理，就如前日農業部官員說的“喝幾年才致癌”一樣，也抱著“抽多少才致癌”的無所謂態度。衛生部的職能就是用科學依據教育和宣傳吸煙的危害，用大量的病例說明吸煙的嚴重后果。而不能像一個稅務局長，先考慮“煙民少了對國家財稅沒有大影響”，也不能像一個經濟學家，研究商品價格對消費人群的影響。衛生部官員扛起了經濟杠桿，不說職能錯位，至少也是對本職工作的回避和推諉。而且，本該和市場價格無涉的衛生部官員，觸及公眾敏感的商品價格問題，縱然這樣的建議盡善盡美，還是難免引起公眾的誤解和抵觸，容易混淆經濟利益和社會意義的界限。衛生部官員也是政府官員嘛。
筆者覺得，調高中低檔煙草的稅費，以此提高中低檔煙草的價格，根本無法降低煙民數量。相對來說，中低檔煙草的消費者，其生活質量和健康理念都比較低下，提高煙草價格的直接后果，必然是迫使他們降低消費檔次，或為了滿足煙癮，降低其他生活消費水平。還可能導致黑市廉價假煙的泛濫。那么，是不是說降低煙民數量無計可施?不是的!積極的方式是，提高全民的健康意識，把珍惜生命落實到日常的生活習慣中。在制度上要擴大禁煙的場所和范圍，營造以吸煙為恥的社交氛圍，組織吸煙有害健康的科普教育。這是需要全社會努力的。如果只是提高煙草的價格，在目前的煙民意識和社交方式中，同時也抬高了煙草和煙民的身價，怎么可能降低煙民的數量?其中得益的可能只是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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