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歷史上空前的高增長。但高增長引起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逐漸顯現出來。解決這些問題，唯一的出路就是由投入型增長轉變為技術進步型增長。
對于這一點，政府和全民早已達成共識，中央也一再強調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但為什么認識沒有變為行動？這就在于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性。市場經濟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資源配置應該由企業來主導，技術進步也應該由企業來推動。但政府仍在資源配置和技術進步中起著決定性的主導作用，企業仍然是政府的附庸。我們來看現在兩種企業類型，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狀況，找出企業無法推動技術進步的原因。
國有企業并沒有擺脫計劃經濟下國企的基本特征——政府對國企的“父愛主義”。倚靠政府給予的壟斷地位，國企不用技術創新也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如果國企虧損了，政府則給予慷慨的補貼。當然，這種“父愛”是有代價的，那就是國企必須聽政府的話。這樣的國企既沒有創新的動力，又沒有創新的能力。
民營企業已經占了國民經濟的大半壁江山。但民營企業絕大部分是中小甚至小微企業，規模小、實力弱，經不起經濟風浪的沖擊。艱難地謀生存，連發展也談不上，哪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民企缺乏創新能力固然有它們自身的原因，如“小富則安”的心態等。但政府干預太多，沒有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也是民企做不大、做不強的重要原因之一。盡管國務院發布了“三十六條”和“新三十六條”，但實際上仍難進入國企控制的行業。盡管中央三令五申要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但實際上融資難始終制約民企的發展。甚至它們搞點體制外融資，也會以“非法融資罪”而受到毀滅性打擊。
國企和民企都難以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究其根源仍在于政府不愿放棄自己的權力，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從根本上轉變職能。“轉變政府職能”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為什么同樣知易而行難？這就在于30年的改革中，中國形成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團，他們從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中獲得了巨大利益。
我們的改革是漸進式的。開始取得成績容易，但越走向前越艱難。而且，拖的時間越長，付出的代價越大。如果我們把1978年開始的改革稱為第一次轉型，那么，現在就是第二次轉型，或“再轉型”。第二次轉型比第一次要難得多，但中國要前進，要發展，不實現第二次轉型或再轉型就無其他出路。維持現狀是倒退，但歷史沒有退路。
（作者系北京工商大學教授、經濟學家，摘編自3月12日《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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