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正兵 評論作者
一張農民工在深圳繁華鬧市"裸體討薪"的照片近日在網上廣為流傳。照片里，在深圳繁華的福田區(qū)鬧市街頭，一個人上身赤裸，下著三角褲，腳踏解放鞋，胸前胸后貼著黑色心形剪紙，頭戴一副面具，上書"黑心老板"。左右兩旁，各有一人手拿"工錢要不到，是老板黑心，還是工程被層層轉包的原因?我們該怎么辦?"的牌子，押著"黑心老板"游街，引來大量市民圍觀。(12月2日《北京晨報》)
農民工討薪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了，近幾年來，每到歲末年初必有幾起"討薪秀"上演，之所以說是"討薪秀"，確實是因為我們一些職能部門和黑心老板已把農民工逼成了專業(yè)演員了。農民工流汗之后還要再流淚，甚至為了討薪還要絞盡腦汁，想盡辦法去"演戲"，以此來吸引社會的關注，向有關職能部門施加壓力，從而敦促黑心老板發(fā)放自己的血汗錢。
這種充滿"喜劇"色彩的裸體討薪方式，與其說是凸顯了草根階層的智慧與謀略，不如說折射出他們維權的悲情與無奈。
在維權的道路上，草根階層步履維艱，那精英階層是否一帆風順呢?"裸體討薪"讓我們聯想到了前不久剛發(fā)生的"怒砸冰箱"事件，兩件事時隔不久，似乎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但仔細分析，我們還是能夠看到兩者之間的共同點，那就是非理性維權。如果說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識欠缺的農民工采取這種維權方式我們尚能理解的話，那作為文化精英、熟知法律的名人們在遇到侵權的時候，為什么沒有冠冕堂皇地拿起法律武器，而是"下三濫"地掄起了大錘呢?
實事求是地說，這種維權方式的產生和蔓延是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和原因的。維權者如果走正當渠道無非有以下幾種：一是與相關當事人協商，一般情況下無異于與虎謀皮;二是找相關部門投訴，但有時有關部門是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的，維權者只能知難而退了;三是向法院起訴，但時間、金錢和精力成本都很高，簡單的說就是耗不起。在理性維權無門或成本太高的情況下才被迫選擇跳樓、爬塔、裸體等非理性方式的，而這樣做的結果是政府高度重視，問題迅速解決，于是，有其他同樣遭遇的維權者紛紛效仿，非理性方式竟然迅速成為維權方式的主流。無論是草根階層，還是精英貴族，有時即使可走正當途徑，為了問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也采取非理性方式來維權。
農民工"裸體討薪"，羅永浩"怒砸冰箱"這類劍走偏鋒的維權方式，固然不值得效仿，但他們的這種非理性化的維權方式，實際上揭示了我們整個社會脆弱的權利生態(tài)，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次侵權行為的受害者，都有可能成為黑色幽默劇的主角。因此，只有健全法律法規(guī)，職能部門執(zhí)行得力，才能讓農民工回到維權的正道上，真正正大光明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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