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要避免文革成為中國未來的選項，首先當然要直面歷史、坦然面對真相，克服集體“失憶”，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從制度層面克服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
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后，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與中外記者見面并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時，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
在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時他說：“這些年我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說已經比較全面和具體了。如果問我為什么關注這件事情，我是出于責任感。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黨作出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并沒有完全清除。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干部都應該有緊迫感?！?/p>
這次“兩會答記者問”是溫總理在總理任上的最后一次，人們形容為“告別演講”，情理并重。此時此刻，總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們要反思文革，確實語重心長。
三四十年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那場歷時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巨大創傷，至今并未“痊愈”。文革中，不僅國家領導人、知識精英和普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其實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許多人因為一句話就身陷囹圄，因為不小心污損了報紙上天天都有的領袖像而鋃鐺入獄，因為讀一本禁書就被“審查”或“辦學習班”，因為發型、服飾略略與眾不同就被“批判”，廣大青年無書可讀無學可上……殘酷的事實教育了人民，文革從發動時的萬眾擁護到后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抵制、反對文革。最后，雖然文革發動者多次提出“反回潮”，但也不得不承認支持文革的人是少數。這時，結束文革已然成為社會共識。所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人們歡唱“勝利的十月”，“第二次解放”是發自全民族肺腑的聲音，“十年浩劫”是人們對這場運動的概括。
文革結束，痛定思痛，反思文革，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執政黨在1981年作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文革，一方面是總結歷史的教訓，另一方面是希望以此結論使黨內黨外都迅速翻過殘酷內斗的這一章，以凝聚全黨全社會共識、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全心全意搞建設，而不過多糾纏于在那特殊時代條件下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溫家寶在談到重慶、王立軍事件之后，也特別提到這份重要的歷史文件。
研究表明，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往往受權力的掌控。當希望人們忘記文革慢慢演變成為一種、系列剛性規定之后，甚至，當對那段歷史的記憶只能表現某些“正面性”時，文革記憶漸漸從全民族的“浩劫”變形為只是少數“當權派”、精英受迫害的歷史，那種人人自危、人整人人斗人的社會氛圍與風氣，變形為“物質貧困、道德高尚、精神純潔”……
當然，僅僅靠權力掌控，這種變形的“文革記憶”影響畢竟有限。它能成為引人擔憂的社會現象，還有更為復雜的現實原因。人們對現實弊病的“痛感”總是深于對過去的感受，尤其因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時，如何克服這些弊病、甚至思考中國向何處去時，這種變形的“文革記憶”自然容易成為相當多一些人贊成的選項。進一步說，就是處于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如何選擇自己的參照系，是深化改革，向前進入以制度制約權力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之深水區，還是向后退，回到以“運動”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一系列運動、尤其是集運動之大成的“文革”說明，對社會問題的“運動式解決”只會產生更大的問題、弊病甚至災難。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一個民族要避免重蹈覆轍，千萬不能“失憶”。
要避免文革成為中國未來的選項，首先當然要直面歷史、坦然面對真相，克服集體“失憶”，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從制度層面克服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應當承認，當有人把文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選項時還能得到相當多一部分人的贊同，正說明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的嚴重性與尖銳化，整體性改革，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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