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清華大學中國和世界經濟中心舉行的經濟形勢分析會上，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表示，抑制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和投機性需求是一個長期過程，除了限購政策，還有稅收；房產稅的試點取得了一定成效，“房產稅今后是一定要開征的”，但何時開征尚不知道。(3月25日《新京報》)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改革房地產稅收制度”，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就此明確表示：將適當擴大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近日，有關深圳、廣州或入圍第二批房產稅試點城市的傳聞不斷，雖然兩地地稅部門表示目前還不能確認，但有業內人士推斷，深圳今年推出房產稅試點應該沒有懸念。各方傳遞出來的消息及近期密集釋放的政策信號透露，房產稅試點擴圍似乎已箭在弦上，仿佛只剩下時間問題。
但是，必須明確房產稅試點擴圍甚至未來全面鋪開，不僅僅是時間問題，更重要的則是技術問題。首先，房產稅的定位，一是財稅機制改革的其中部分；二是配合房地產調控，而非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個新來源。這就需要在準備征收房產持有環節稅費的同時，減少房屋流轉環節的稅費，保持這方面的總體稅負平衡。從重慶和上海的試點看，房產稅對平抑房價似乎沒有太大作用，卻對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有幫助。正如業內人士指出的，房子賣不好、土地賣不動，地方政府迫切希望有新的稅收來源，是以“所有大中城市都有可能爭取搞”——而這，顯然偏離了開征房產稅的初衷。
其次，房產稅本質上是“劫富濟貧”的方式，長期目的在于調節財富分配。正如有專家指出的，讓占有房地產多的人交稅，通過稅收的調節作用，來抑制住房上的奢侈性消費。從這個本質出發，需要至少做兩方面準備，一是全國性房地產普查登記；二是建立城鎮住房信息系統。種種新聞資訊和生活經驗告訴我們，真正有能力在住房上奢侈消費的群體，其房產并不限于一地。譬如廣東茂名原副市長楊光亮，在廣州、珠海、茂名等地購置房產數十套，為掩人耳目卻多年住在單位的房改房中。
這種情況下，在某一地試行房產稅效果顯然不會明顯。而且，如果房產稅征收范圍設置不科學，還會傷及社會中產階層，因為這部分人大多只有在一地置業的能力。加之居民投資渠道逼仄，房產稅試點匆匆擴圍，很可能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陷入尷尬境地。果真如此，那么房產稅“劫富濟貧”的本質，很可能再一次被扭曲。
除此之外，現行《房產稅暫行條例》規定征收范圍限于城鎮經營性住房，如果把范圍擴大到住宅，需要修法予以支持；理順經適房、限價房、公租房、定向安置房等多種房屋權屬關系，也比較復雜，尤其是摸清部分單位集資建房卻擁有永久性使用權的房產，以及如何解決小產權房問題，更為不易，這需要一系列相關改革措施。
由此來看，對于房產稅試點擴圍，并非只剩下時間問題，而是諸多技術問題尚待解決。而且，從房產稅本質和稅收公平上看，技術問題要遠重要于時間問題。所以，房產稅需要撤離“臨門一腳”的沖動地帶，回到原點上認真設計與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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