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4月12日，溫州市委、市政府下發《關于溫州市市級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市級機關公務用車改革正式啟動，引發各方關注。《意見》要求，除省管領導干部用車、執法執勤用車外，所有公務車輛拍賣處置。對車改單位涉改人員，按職級實行限額貨幣補貼。實行車改后，預計公車支出將比原來節省15%左右。溫州市委副書記、市長陳金彪說：“推進公車改革要嚴字當頭，嚴控標準，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執行用車補貼，建立完善動態調整機制，堅決杜絕車補福利化。”（4月24日《人民日報》）
從各地的實踐看，公車改革的一個基本的思路在于取消公車之后，配以“貨幣化補貼”。問題在于，怎么補貼才算公平合理呢？補貼由誰說了算呢？改革會走樣變形嗎？有的論者指出：“如果改革的決策、執行和監督過程中都缺乏公眾這一基本主體，反而變成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一種合作。那么，在沒有具體的、實在的公民監督的情況下，那些看起來很美的公車改革，必將在實施的過程中，繼續滋生出大量不能見光的新的潛規則。”
在筆者看來，改革涉及錯綜復雜的利益調整，在當下特權問題和“官本位”余毒難以有效消除的歷史背景下，這樣的擔心不是多余的。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日常工作當中，那些有求于權力者的單位和個人興許會充分顧及公車改革后有關權力部門用車上的“短缺”或“不便”，想方設法，來個車接車送，而權力者則無需掏自己的腰包。倘若如此，所謂“貨幣化補貼”豈不等于變相福利化？
據報道，溫州此次改革，“補貼標準分為7檔，其中最高平均獲補貼2800元/月，最低平均獲補貼400元/月。同時，涉改單位中保留執法執勤用車的機構，相關人員的公務用車補貼將降低限額標準，按相同職級的1/3發放。”（4月24日《人民日報》）可見，改革之后，不少領導干部的月收入陡增不少。也許，不知有多少官員在竊喜不已。
筆者以為，公車改革要開出燦爛之花，離不開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如果不保持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那么，在諸多弊端亟待革除的、固化的現行權力體制下，公車改革的正面效應必會遭到消解，甚或有破敗、湮滅之虞。看來，有必要重申一些基本的常識。
試問，公車是干什么的？毫無疑問，公車是用來辦公事的。公車的配備和使用絕不能背離這一基本理念。可嘆的是，有些歪理在很多人那里是深入骨髓的。比如：公車是干部身份、地位與權力的象征，公車是可以供權力者享受的，公車私用沒什么大不了的。結果，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所謂“公車是用來辦公事的”這樣簡單的道理不時遭到實踐的“證偽”和踐踏，一些怪相屢見不鮮。坊間曾有司機透露，他們單位的公車，有五分之二的時間為機關辦事，有五分之一的時間為領導辦私事，有五分之二的時間是為本人及其親友辦私事或跑閑車。而這一切開銷，都由“公家”買單。
在制定公車改革的基本方案時，應強化組織管理與制度監督，敢于堅持原則，應不斷加強執政宗旨和群眾路線教育，勇于沖破和革新顯失公平的利益格局。筆者認為，所謂“貨幣化補貼”在按職級操作時，絕不能過度偏袒和照顧權大官大之人。對于傳統體制庇護下形成的有悖公平的不當得利，要堅決予以取消和限制，而不能無原則地妥協、遷就。同時，后續監督須要加強，絕不讓權力者拿了補貼又變相使用“公車”。公車改革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要得到民眾的廣泛認同和支持，離不開對權力運行的有效制衡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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