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在經過19681973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以上的快速發展以后，在 1974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然而此后，巴西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一直沒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2002年后，巴西經濟重新開始新一輪高速發展，但是直到2010年人均GDP才剛剛突破10000美元，仍然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巴西近40年在中等收入階段的徘徊，給它的經濟、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嚴重影響了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
錯失戰略轉型時機
巴西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以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加強本國經濟獨立自主的能力。“進口替代”工業模式使巴西的工業化快速發展，在1970年代末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擁有門類齊全的基礎工業部門。但是，由于巴西長期奉行進口替代戰略，從而忽視了出口市場，同時，又在相當程度上保護了落后，造成了工業技術落后，技術設備陳舊，產品質量差，成本高，難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不利于工業化深入發展。長期重視工業投資也造成了產業結構失衡問題：第一產業薄弱；第二產業的內部結構不合理，對內缺乏基礎建設支撐，對外資金和資源的依賴性十分嚴重；第三產業由于非正規部門的急劇膨脹，而難于整體性規劃發展，更難替代第二產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動力。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后，這種結構性矛盾進一步加劇。
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使西方國家陷入經濟蕭條，西方國家開始實行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同時，基于微電子技術的信息技術迅速傳播，新技術革命在世界范圍內興起，高技術產業迅速發展，世界產業結構開始進行優化升級。在國內國外的挑戰和機遇面前，巴西依然 “舉債發展”，繼續推進耐用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錯失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時機。
20世紀90年代，巴西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實行經濟自由化改革，并主要以依賴外資為主求發展，試圖穩定經濟，實現經濟現代化。雖然貿易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在開始時還算順利，但是1990年代后期，巴西遭受了這樣的結果：國際收支賬戶出現巨額赤字；基于過高估價的匯率手段實現的經濟穩定，附帶了很高的而且是難以彌補的代價進口的結構性增長，致使本地企業無法抵御具有廉價優勢的進口產品、組件和散件，它們越來越多地替代國內生產的產品，國內生產多被其摧垮；國際競爭力主要來源于規模大而附加值低的商品生產部門，主要商品部門是原材料部門（農業、自然資源和能源密集型等部門），相對而言，產業轉型水平較低。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只是巴西的去工業化。
技術創新能力不足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一國經濟的低成本優勢將會逐步喪失，為與發達國家抗衡，必須提高研發能力和重視人力資本，進行產業升級，培育新的競爭優勢，發展中高端市場。
20世紀70年代末的能源危機迫使世界產業結構開始進行優化升級的時候，巴西經濟開始衰弱。1980年代，巴西的投資大幅減少，致使巴西難以引進所需的新技術，持續的財政困難和外部壓力也使主要國有技術研發中心的改革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政府面對外匯與通貨膨脹危機一再引起的困難已經無力做出必要的協調或前后一貫的調整措施。1990年代，受“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巴西政府開始大幅削減公共財政預算，研發投入急劇萎縮，本土優秀研發機構被棄置。同時，跨國公司對巴西本土企業大肆兼并重組，巴西本土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被進一步削弱。在這些情況下，巴西已無力構建和培育必要的條件來促成以微電子技術為核心的新興產業集群的興起，并進而實現以技術革新帶動新一輪的資本積累。
巴西科技進步與創新長期不受重視，R&；D（研究與發展）投入強度低，始終在1%以下徘徊。2004年以前，巴西法律禁止政府直接資助公司的創新行為，也不允許公司雇傭大學研究人員，這使主體間缺乏交流互動和銜接，不僅阻礙新的科學技術成果應用于經濟，也阻礙了中小企業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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