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權”與“匪權”原本風馬牛不相及，是水火不相容的兩個概念，為什么要把它們往一塊扯？因為，在當今社會里，很長時期以來，在一些地方，“公權”往往混同于“匪權”。原本以保障和捍衛公民生命財產安全為天職的公權力，在一些官員的胡弄下，卻像匪賊一樣對老百姓肆意強搶瘋掠，甚至不惜傷人害命。此類情況，在征地拆遷領域尤為突出。一些地方黨政官員，為了大干快上GDP、驟猛彰顯政績、快速更新“烏紗帽”，就肆意圈地毀田，濫扒民宅，大拆大建，這幾乎成了官場的“流行病”、“顯規則”和不治的痼疾。國家最高層察覺了這種惡劣匪行導致民怨沸騰，曾經連續下達多個“紅頭文件”，甚至頒布新規新法，以期遏制，但始終收效不大。
近日，在河南項城市就又發生了一起“匪行”事件。在與村民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該市組織警察、政府官員和社會青年近兩百人，對147畝耕地進行“強征”。“凡是走進農田阻止政府強征的農民，要么被拉出去，要么被多人圍住一陣亂打后拉到路邊，其中一名老太太也難以逃脫厄運，被打得從人群中爬了出來。”“數十位村民因阻攔強征遭到現場警察和社會青年的毆打”。光武辦事處一名官員在現場揚言“打死有錢賠”。（8月16日《中國青年報》）
公權操縱者們成天吆喝“以民為本”、“民生大如天”、“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此情此景下，民意民情民懷蕩然無存焉！惟有赤裸裸活脫脫的匪性匪相匪行！舊社會的土匪都是這么干的，他們想什么，你就得給什么，不管是人是錢還是房產，都是群起生搶強奪，稍若不從就猛打濫殺。那是無法無天、兵荒馬亂時期，現在可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和平年代呀，然而，豈能容忍公權者肆無忌憚地效法土匪行徑？
這種土匪行徑并非個別情況和偶然事件，由來已久，蔓延已廣。早在20年前，我在蘇北老家就親眼目睹過一幕毛骨悚然的強拆場景：公、檢、法、司制服隊員及機關干部數十人現場監督，大鏟車轟鳴，狂砸猛推，民房墻倒瓦塌，一應家具衣物悉數壓在下面，房主被五花大綁押在卡車上示眾，脖子上掛著“抗法分子”的牌子……老百姓為什么抗拒政府拆遷，因為沒有拿到補償款。
縱觀改革開放數十年，多少地方的GDP、多少官員的“政績”、多少“烏紗帽”膨脹，都是強拆硬扒“匪”出來的，其間凝聚老百姓的血淚何其多？
這些匪行可是與法治社會、法治政府、科學發展的和諧理念背道而馳的，為什么這么多的地方主政者有恃無恐？原因十分淺顯明白，因為其上面逐級領導都需要他們提高GDP，來壯大和輝煌自己的GDP，卻不管他們的程序和手段如何惡劣。從某種程度上說，一些地方的匪性匪行都是上面默許、縱容和激勵的結果。有人會說，中央及各級黨委政府不是三令五申制止野蠻拆遷嗎？的確不錯，法律、法規和文件成堆成摞！然而，實際貫徹落實執行兌現的有多少呢？有幾個地方主政官員因為強拆強建，侵害群眾利益，被追究責任，繩之以法的呢？聞所未聞！而屢見不鮮的是，一批批大拆大建的官吏不斷飛黃騰達。在如此“反激勵”的“潛規則”的“感召”下，所有的嚴肅整飭野蠻拆遷的政令都淪為了“忽悠腔”和“催眠曲”，鋌而走險無視民眾死活的大拆大建才是不變的主流和永恒的要務。
執政為民和科學發展，需要從根本上厘清“公權”和“匪權”的界限和區別。通俗表達之，前者是以群眾支持不支持、滿意不滿意為衡量標準，后者則是不顧群眾死活野蠻亂政濫權。而要徹底清除和永遠消弭一些地方的匪性匪行，必須拿出“壯士斷腕”的魄力和決心，嚴懲那些打著種種“大干快上”旗號，無視和踐踏民眾權利的官員，無論其GDP多么飚、“政績”多么亮，都要決不姑息，格“殺”勿論。惟有這樣，才能使公權不至于偏離親民愛民為民的正軌。（石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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