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成強調公布家庭財產是個人行為，相信他剝離財產公開的公共性背景，是出自對實際情況的深刻認知。
10月30日，在網友“激將”下，湖南漢壽縣政法委副書記張天成在微博上將自己和家人的財產一一公示：沒有存款，欠債4萬。張天成強調，他并不想引起轟動效應，不想出名，也不想被打擾。公布財產，不代表組織，也不代表領導，只代表他自己。今后他還會持續更新財產狀況，也將繼續選擇在微博上公布。
不想追求轟動效應，但仍然引發了輿論場的普遍關注，這并不令人奇怪。官員財產公開，社會共識早已達成，在制度設計層面也不是新鮮話題，卻一直進展緩慢。公眾的翹首以待，讓官員財產公開成了常談常新的話題。
張天成網上公開家庭財產，不僅以個體化方式刷新了這一話題，而且無形中顯示出，在實施財產公開最可能的阻力方，并非不存在繼續推進的基礎。實際上，中國社科院2011年發布的《法治藍皮書》就曾透露，70%的被調查公職人員認為應當公開其財產狀況。張天成公布家庭財產之舉表明，這種認知并非全然是虛應之辭。只要建立起恰當的外部壓力機制，公布財產就是可行的。
只要收入合法，官員何懼財產公開。但也要看到，盡管在公眾和官員兩個層面，官員財產公開已是共識，也有張天成這樣的官員敢于主動公開財產，這種情況畢竟寥若晨星。實際情況是，目前對于官員財產公開，存在應然和實然的巨大差異。人人皆知應該推進，制度設計層面也有相關準備，卻難以推進。官員財產情況，仍限于內部申報的“室內陽光”中，而無法袒露于公共視線。許多時候，“表哥”、“房叔”式財產的公開，是通過網上發掘這樣的非正式途徑實現的，這并非官員財產監督的運行機制。
官員財產公開的共識何以沒有轉化成機制生長的動力？需要找到內在原因。
比如，有沒有做好官員財產公開應有的動員。這種動員既包括此前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等地先行試驗的總結，也包括組織體系的準備。張天成網上公布家庭財產的同時強調，公開家庭財產是個人行為，而非組織行為。相信他剝離財產公開的公共性背景，是出自對實際情況的深刻認知。比如，官員財產公開的定義是否能早日明晰。圍繞官員財產公開范圍界定到哪一步，什么性質的財產需要公開，一直充滿爭議，并成為官員財產公開的技術障礙。又如，對于官員財產的外部監督應該如何授權？
即使現階段官員財產公開無法一步到位，推進過程中缺失的環節也須盡早到位。這既需要張天成網上自曝家產所展現的官員自律，更需要縝密制度搭建的制度他律。公眾的良久期待，需要盡早化為行動。（徐立凡 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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