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級學生的新生獎學金是9000元，2011級學生卻只有2000元。12月12日上午，中國政法大學78位2011級法律碩士生集體向法院提起訴訟，稱校方招生簡章中未公布獎學金具體政策的行為違法，并要求補發之前的獎學金。昌平區人民法院以中國政法大學并非行政機關、不適用行政訴訟主體為由暫沒有立案。校方回應稱，學生們的獎學金降低是由于教育部撥款取消。（12月13日《京華時報》）
僅僅相差一屆，獎學金的數額卻相差7000元，這對于囊中羞澀的學生而言并不是一筆小數目。但是，我卻看到一些網友稱，為了一點錢，學習法律的人就不惜與學校對簿公堂，這也未免太丟人了。我倒覺得，法大的碩士們一點也不丟人，相反，他們的起訴卻是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某種程度上講，學習法律的他們正在課外實踐著他們的課程，有助于推進法治進步。
雖然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但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這種說法得一分為二，如果說所謂的“利”是符合法律規定，是個人應當享有的東西，那么“利”就是個人權利，當然值得追求，一點也不丟人。而且，作為學習法律和今后將要以法律作為職業的學生，如果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也不會拿起法律武器去維護自身的權利，那么，今后如何能為其他公民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如何在社會上為公民維權作出榜樣。而且，作為教授法律學科的中國政法大學應當為能培育出告自己的學生為榮，因為這才是實踐法治精神的體現，所謂“吾愛吾師，更愛真理”。事實上，中國政法大學新聞中心相關負責人對此也表示，學生們起訴是合法權利。
所以說，這起訴訟主要并不在于獲得7000元獎學金本身，而是在于案件之外，其一是法律人帶頭來維護權利，給其他公民帶榜樣。其二在于，利用這個訴訟再來測試一下有關大學可否作為行政訴訟的主體，推進司法的創新和法律的修改。在此之前，雖然有北大博士生劉燕文訴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案，法院將北大作為了行政訴訟的主體。但是，北京昌平法院相關工作人員還是以中國政法大學是事業單位，不具備行政主體資格為由，當場拒絕學生的立案申請，后經學生力爭，法官才讓學生們留下一份訴狀，但未明確是否能夠立案。法大法律碩士生的這次起訴就顯得更具意義，通過這個訴訟再來沖擊一下大學可否作為行政訴訟主體的議題，讓司法界和法學界再來考慮大學這樣一個事實上行使著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是不是不需要受到行政訴訟的制約的話題？
此外，法律碩士們也表示，“起訴的目的并不是為錢，而是要學校拿出教育部取消撥款的證明，法律維權也是希望能夠為推動高校財政依法公開貢獻力量”。這證明了這場訴訟的第三個案外意義，就是推進高校的財政公開。財政公開是建設法治和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所以，財政公開不僅要從各個領域進一步突破，也要從縱深推進，更為具體和詳細。因此，法律碩士們從要求學校拿出教育部取消撥款的證明這樣一個細微之處入手，以推進高校財政公開是有助于高校法治和社會進步，是縱深推進財政公開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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