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偏離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程序不偏離基本的公平與正義，這才是公眾所期待的勞教“變法”。
中央近日釋放出年內“積極推進勞教改革”的聲音，一時間，輿論沸騰，贊賞與期待成為主流。
但也要看到，這種贊賞與期待，多源于對勞教改革的樂觀。這種民意表達，正是勞教改革最有力的推動者。民意可用不可戲。對望穿秋水的勞教改革而言，公眾已經不起哪怕一次的“狼來了”。
去年底就曾有消息披露，勞教制度改革已在甘肅、山東、江蘇、河南的四個城市進行試點。從南京市政府去年發布的《關于成立南京市違法行為教育矯治委員會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的通知》中可以看到，此項試點并不是幾個地方的率性所為，而是根據中央確定的試點方案，有步驟有計劃地穩步開展。
試點的經驗需要總結推廣，教訓需要吸取改進。回顧歷史，立足當下，勞教制度的改革絕非一個簡單的法律問題，我們更應計算這一改革的積極影響，而不應僅僅看到部門利益的“小賬”。
若以后不再適用勞教，那在押的被勞教者怎么辦？沒有了勞教，那些雖不構成犯罪但也屬惡性違法的，又怎么辦？
從現有“違法行為教育矯治委員會”模式來看，仍是由公安部門主導。若這就是勞教改革的方向，不免讓人平添幾分憂慮。因為勞教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并不在于它的名字，而在于它有違憲法和法律所確認的一些基本底線。就像“勞動教養”的實質并不是“勞動”，也不是“教養”，而是懲罰。“違法行為教育矯治”，也有可能既不是“教育”，亦不是“矯治”。因此，在違法行為教育矯治的立法上，必須就勞教之惡作出正面回應。比如，在公安部門“自立、自偵、自訴、自審、自執”這一堪稱內部的程序上，予以革命性的改造，防止新瓶裝舊酒。
若未來真采納以違法行為教育矯治取代勞教，引入司法化程序是必需品。矯治個案理當交由法院——而不是由公安部門來裁判。與此同時，矯治的對象也應大大縮小，被矯治人還應享有充分的辯護權和有效的救濟管道等等。
無規矩不成方圓，勞教改革如箭在弦，勢在必發。當年的勞教是以一紙違憲違法的規定適用多年，此番改良革新，也當遵循既定的立法程序，確保依法立法。改革不偏離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程序不偏離基本的公平與正義，這才是公眾所期待的勞教“變法”。
（特約評論員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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