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華商晨報》1月14日報道，近日，黑龍江哈爾濱448名事業編環衛工正式上崗。此前招聘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功報名，其中22個研究生落選。落選者之一的王洋稱，熱衷體制內身份不僅為穩定，落戶到城市會帶來就業、教育等優勢，“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里。”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里”，多么悲愴的言語。在一張并不合理的“編制里”、“體制內”的大網籠罩之下，注定了悲情的必然存在——不論作為個體的“王洋”能否成功躋身其中，作為群體而存在的“王洋們”都定然會被大量排斥在外，哪怕大家都付出全部努力去工作，“幸運兒”也只能是少數人。
“編制里”的魔力，在于它的實惠，簡單說來就是錢多活少福利好。能進入“編制里”，幾乎意味著下半輩子有了堅實的保障。人們向往同工同酬，人們期待機會均等，人們希望人人平等，可現實告訴人們，編制內外兩重天。“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里”，是一種不得已的屈服。
我們知道，編制作為組織機構的設置及其人員數量的定額和職務的分配，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可是，在現實運作中，編制的本來面目逐漸被扭曲，譬如在同一個單位之內、同一個工種之間，編制內外身份不同的兩個人，其工資、獎金、工作量、考評內容、福利保障等等，有天壤之別，造就了經濟上和尊嚴上的雙重嚴重不公。
而編制內外的極端差別，已經在各行各業泛濫開來，且愈演愈烈。有數據顯示，自2009年以后，我國每年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年輕人都超過100萬人，而1994年-2000年的6年里，全國累計不過4萬余人。再拿哈爾濱此次招聘448名事業編環衛工來說，竟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報名。大家一窩蜂沖向金飯碗，正是拜了“編制”這根指揮棒所賜。
最為重要的是，這根指揮棒是失當的。當人們紛紛奔向“編制里”以求得一種工作與生活的穩定的時候，誰來回答那些編制外的人們——為什么我們也在努力工作甚至干了更多的工作，報酬卻是少的，地位卻是低的，晉升渠道卻是窄的，未來卻是難以看清楚的？這根指揮棒顯然掩蓋著一個嚴峻現實，即：“編制外”的種種不公，本不該由沒有編制的各種工作人員來承擔，而通過“逃入”有編制的部門和崗位來獲取“穩定”的做法，也不是一條能解決諸多人們不公遭遇的合理出路。
一個社會，當勞動者選擇職業時，根本不看自己是否喜歡；當勞動者開始工作時，起跑線有兩個標準；當勞動者努力工作時，終點注定要落后于他人一大截……請問，這個社會怎會有足夠的活力和創造力？在“編制”人為制造的不公之下，社會怎會不充滿戾氣？大家都在爭著沖入“編制里”，人與人之間又怎會擁有平和互益、合作共贏的氛圍？
說到底，編制需要回歸其有效配置的初衷，而不應該異化為制造不公的手段。“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里”十分殘酷，一個人不該承受這個重壓，一個群體乃至一個社會也承受不起這個重壓。（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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