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警方通報“房姐”龔愛愛一人有4個戶口并且在北京有41套房產后，微博上又有人爆料稱這41套房大部分來自于“SOHO中國”。隨后，網民也開始將“房姐”事件的矛頭指向“SOHO中國”，指責其反腐不力，甚至協助“房姐”洗錢。
“SOHO中國”很快通過微博聲明龔愛愛在購房時持有身份證，經公安部身份信息系統驗證有效，辦理銀行貸款時也通過了銀行征信系統審核。隨后，“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也在微博上表示，作為一家企業，SOHO沒有能力知道“房姐”到底擁有幾個身份證，哪些是假身份證。
確實如潘石屹所言，“SOHO中國”不是中國政府的反腐部門，除了向政府部門核實外，沒有其他手段去查一個公民的多個身份證，法律沒有也不應賦予其這樣的能力。試想，假如房地產公司能隨意調查公民的身份證信息，甚至隨意公布公民的房產信息，每個公民的隱私何以保障？
事實上，防范一個公民擁有多個身份證的責任在于政府部門。除了要從制度上防范政府公務員為了個人私利為他人違法辦理戶口外，“房姐”一人擁有4個身份證，也反映了我國身份證系統和房產管理系統尚有漏洞，存在多個“信息孤島”。公安、紀檢、房管等部門之間尚未實現信息共享，這使跨部門的調查取證和數據比對難以開展。
而且，即使在房管系統內部，全國住房信息聯網系統也尚未建成。該系統是國家“十二五”規劃所確定的國家信息化重大工程建設項目。按原計劃，全國40個重點城市的個人住房信息系統，應于2012年6月30日前實現與住建部聯網，并在今年繼續完成265個地級市的聯網。建設該系統初衷是為國家制定樓市調控政策提供基礎信息。然而，近來各地出現的“房叔”、“房姐”也讓許多人希望該系統還可為官員財產公開和反腐提供重要線索，如其能與公安和紀檢等部門實現信息共享，可使官員名下的房產從此一目了然、無法遁形。例如，廣州紀檢部門只用了半天時間，即查明番禺“房叔”名下擁有21套房產，卻只申報了兩套。該系統的建設在技術上并沒有太大難度，然而卻至今未建成，原因也未公開。據一些專家分析，可能正是由于該系統在反腐上的“副作用”導致其受到某些利益集團的抵抗而難產。
在信息化時代，應盡快實現全國住房信息聯網，并使之與公安、紀檢和工商等部門的系統實現信息共享，成為反腐的“打虎棒”和“蒼蠅拍”。同時，該系統建成后，在利用其發現官員隱匿房產的同時，還應高度注意保護普通公眾的個人隱私，即任何政府部門和公務員未經允許不得隨意調查和公開公民的個人住房信息。(鄭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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