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出臺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八項規定之后，目前全國已有28個省區市制定了實施細則。其中許多實施細則，除了重申中央規定的精簡會議、不擺花草、厲行節約等規定，還自我加壓，層層“加碼”，提出的要求更為嚴厲，中央新規在地方異變為“高壓線”。
依循權力變通的邏輯，地方所導演的這股改作風“加壓潮”，一時蔚為壯觀：中央“約法八章”，不少地方則擴充為“約法十章”；八項規定要求官員基層調研不安排宴請，而一些地方則演變為“自帶干糧和方便面”；八項規定提倡開短會、講短話，而一些地方則一味壓縮會期，會議功能流于看文件、跑形式……這一道道“風景”可謂別致，令人應接不暇，套用宋人的一句名詩來形容，正所謂“山外青山樓外樓，地方加壓何時休”。
“八項規定”的地方版本，讓人不禁想起了曾經名噪一時的“四菜一湯”。這份肇始于1988年上海市政協七屆一次全會的菜譜制度，當年經《人民日報》兩次報道后，而被寫進紅頭文件層層下達落實。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完全變了味，丑態盡顯——有的成了“四盆一缸，糊弄中央”；有的變成“四菜一湯，涼菜不算”；有的車水馬龍地換菜，但臺面上永遠保持“四菜一湯”；而有的則變成“吃人頭”，按就餐者每人“四菜一湯”安排菜色……最終“四菜一湯”政策形同虛設，以至淪為坊間茶余飯后的笑料。
坊間有副流傳甚廣的對聯曰：“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馬到成功；下級騙上級，層層摻水，水到渠成”。而“四菜一湯”、“八項規定”在地方的走樣，堪稱這副名聯的一個生動注腳。顯然，只要人們尤其是官場中人，還沒有患上健忘癥的話，對于地方政府這股“加壓潮”，不必感到詫異。而事實上，在權力體系內，“層層加碼”的對象，也從來就不止于改作風。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每年由中央向下級下達的各種指標了，比如稅收指標、“雞的屁”指標等等，無一不是一層層往下追加任務，或“自我加壓”，結果便是到縣一級的經濟指標，往往要高于中央所規定的數值。
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權力體系內，以及基于官員只對上不對下的政治現實，不難理解地方“自我加壓”背后的運行邏輯：既為討好上級以獲取更多的資源和權力，也為地方官員打“個人形象牌”，贏取群眾信任和擁護，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不妨想象一下，地方政府對中央新規主動“層層加碼”，某種意義上向群眾釋放了這樣的信號：瞧瞧，我們的規定比中央還具體，還嚴厲，這彰顯出我們“貫徹落實”的決心是何其之大呀！
當然，對于某些地方官員來說，還可以從“自我加壓”中獲得一種權力虛榮感，由此而產生山寨大王的幻覺。從這個角度來看，地方這股改進作風“加壓潮”，似乎也可以看作是權力碎片化的一種表征。可見，取悅上級、忽悠百姓、權力虛榮，正是地方改作風“加壓潮”所暴露出來的三重權力病相。
有必要追問的是：這種“權力病相”的根源何在？正如前所述，一個顯見的原因在于地方權力的政績沖動，但更深層次地來看，問題癥結更多的恐怕還是在“上面”。拋開現有權力架構不說，僅就“八項規定”而言，這項新規也存在標準模糊、缺乏有力監督、并非剛性制度等“弊端”。不必諱言，無論是以前的“四菜一湯”，還是如今的“八項規定”，其中人治意味濃厚。這樣看來，“八項規定”在地方“走樣”，所要究責的恐怕并非只是病得不輕的地方權力。
不可否認，中央“八項規定”的初衷是為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而且，中央抓這些問題，既有強大的民意基礎，又可以速見成效。但必須看到，作風問題和鋪張浪費的背后，是公權腐敗和三公消費這一深層次難題。顯而易見，“八項規定”僅僅是反腐之路上無足輕重的一個小環節，最終還是要從制度上管理三公消費，嚴格科學的預決算，解決源頭問題。否則，“八項規定”難免會重蹈“四菜一湯”的老路。
（苗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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