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佩特殊標志在上世紀80年代就曾有過，結果卻成了特權標志。為免重蹈覆轍，公牌之外，要點在保障監督渠道通暢。
今年春節長假期間，廣州的城管執法車停在農家樂門口“執法”，云南紅河州宣傳部長伍皓公示公務車牌等新聞，讓如何監督“公車私用”成為輿論熱點。2月20日，新華社新華視點發文認為：缺乏有效的監督辦法，是造成當前“公車私用”泛濫的重要原因；并轉引北京一位小學生提出的給公車上紅牌便于監督的建議，提出了公車能否掛“公牌”的問題。
客觀地說，公示車牌、給公務車掛醒目的車牌，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公眾監督。但反過來說，光靠掛紅牌，并不能立竿見影地解決公車私用問題。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企業車是掛綠牌的，黑牌為中外合資企業車牌，公務車掛白牌。白牌非但沒有成為受監督的標志，反而成了特權的標志，連執法者都敬而遠之，對白牌車的違法熟視無睹。當時有民諺云：“綠牌軟，黑牌硬，白牌開起來不要命”。從被監督的標志到“特權標志”僅一步之遙，這種異化一如從人民公仆到作威作福的老爺。而且，近些年，各地都把改變公務車的特殊號牌，作為反“特權車”改革措施。
掛特殊標志，會成“特權車”；不掛，不便于公眾監督，是掛亦憂，不掛亦憂。其實，根本問題不在車牌上，監督的“功夫在詩外”，包括完善輿論監督，嚴密政府內部監督機制，“三公經費”的預算陽光化等。具體說，舉報公車私用的微博，會不會被刪？媒體能否毫無障礙地跟蹤報道？紀檢機關對于相關舉報，能否及時做出處置？等等。
如果這些做到了，公車掛公牌就只是“錦上添花”，方便公眾行使監督權；如果基本的監督渠道都不通暢，那么公車掛的公牌可能重蹈上世紀80年代的覆轍。
小學生認為用“小發明”——公車掛公牌，就解決監督公車問題；但現實情況比他想象得復雜得多。監督公車需要一套完整的監督機制，必須從充分保障公民表達權、輿論監督權等基礎做起。
（沈彬 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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