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檢法原本應是互相監督和制約關系，但在一些地方卻演變成了“合作”關系。對這起錯案反思，需進一步推進司法改革，強化公檢法之間的監督制約，并嚴格落實新刑事訴訟法。
據《東方早報》報道，2003年杭州發生一起“強奸致死案”，兩名被告人一審被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二審改判為死緩和15年徒刑，服刑已近10載。今年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該強奸再審案公開宣判，撤銷原審判決，宣告兩人無罪。
冤屈者沉冤得雪，欣慰之余，更覺沉重。這是一起并不復雜、否定性證據十分明顯的案件，如媒體所總結，曾有7次糾錯機會，卻一一被錯失，正義整整遲到了10年。
冤案的發生和平反，都具有太多的相似性。在這起案件中，偵查人員違法辦案、非法取證的問題同樣昭然若揭：無辜的叔侄倆，竟能作出貌似“真實”的有罪供述和指認現場筆錄，是否存在刑訊逼供、指供、誘供問題？不在規定的羈押場所關押、審訊，是何原因？警方跨省調動的“獄偵耳目”袁連芳用暴力、威脅等方法逼取所謂“認罪”材料，并作偽證，是否系受警方指使操縱？
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和要求被虛置，不僅表現在偵查階段，同樣存在于起訴和審判階段。這起案件，在證據上疑點重重，除了兩被告人的供述和神秘證人袁連芳的證言外，沒有任何實物證據。而且，被害人指甲里檢出的DNA混合物，一開始就排除了兩被告人。如此“疑案”竟通過了起訴、一審、二審的層層審查，最終以“疑罪從輕”收場。
這表明，我國刑事司法程序所應有的防錯、糾錯功能，在實踐中往往被削弱。
防錯、糾錯機制失效，與當前公檢法之間“重配合、輕制約”的制度設計和司法現狀密切相關。公檢法原本應是互相監督和制約的關系，但在一些地方卻演變成了“合作”關系。這種機制下，一旦警方通過刑訊逼供、誘供、指供，把“冤案”打造成“鐵案”，輸入司法流水線，就如同“滾石下坡”，一路沖關奪隘，直到作出有罪判決方止。
對于判決生效后的案件，刑事訴訟法也規定了申訴和再審程序，以期通過事后救濟發現和糾正冤錯案件。但從實踐看，這一事后糾錯機制同樣難以奏效。此案中的叔侄倆，服刑8年間不斷申訴，卻無人問津，甚至在法院的電腦里根本就沒有錄入。直至2011年11月，媒體曝光，及警方認定被害人指甲里檢出的DNA與另一人吻合后，才引起浙江省委政法委重視，啟動復查。
建設法治社會，需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但一些冤案，仍然在不斷沖擊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權威。痛定思痛，需要進一步推進司法改革，強化公檢法之間的監督制約，并嚴格落實新刑事訴訟法，以嚴格、審慎的程序來防錯、糾錯，通過落實程序正義來避免和減少冤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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