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時間針對多架飛機的“詐彈”威脅，不排除有組織有預謀的破壞，其危害已構成對公共安全的“新型恐怖襲擊”，需要加大懲處力度。
5月15日上午，3家航空公司共計5架次航班因接到航班上有炸彈的電話，只好返航、備降或推遲起飛。16日3時15分，警方在東莞市一出租屋內將嫌疑人王某抓獲。此事剛剛平息，就在昨天，重慶機場及廣州白云機場又遭受恐怖信息威脅。
最近幾年，航空公司遭“炸彈”威脅事件頻發，當然所謂“炸彈”最后多被證實為“詐彈”。撥打恐怖威脅電話的動機可謂花樣百出，有的為了阻止債主索債，有的為了挽留女友，有的竟稱“開個玩笑”。雖然由犯罪分子作案動機所反映出來的主觀惡性并不一致，但所產生的社會危害性相同。
飛機安全要求的極度特殊性決定著，不論消息真偽，航班都必須立刻停止運行，接受檢查。“詐彈”頻襲，一方面造成了非物質性損失，導致航班正常秩序被迫中斷；引起一定區域內的社會公眾心理恐慌；也使公安等國家職能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嚴重的干擾、破壞，如需要出動大量警力對可疑區域進行查爆排險等。
另一方面也必然造成物質性損失。每經歷一次類似事件，航空公司都需要承受巨額損失，少則數十萬，多則百余萬。無辜旅客的經濟損失則難以計算、追回。向肇事者索要民事賠償，更談何容易。即使法院判決肇事者賠償，又有幾個肇事者有足夠的賠償能力？
在我國，類似的行為一般認定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按照刑法第291條規定，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構成此罪，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以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而，由于法律對“嚴重擾亂社會秩序”“造成嚴重后果”的判斷標準并不明確，加上一般犯罪嫌疑人認罪態度較好等，實踐中往往從輕處罰。刑罰和造成的損失并不成正比。
其實，似乎可以進行以下推論：“詐彈”必然導致飛機停止運行，飛機停止運行必然導致社會秩序遭到嚴重擾亂，飛機停止運行也必然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也即“造成嚴重后果”。因此，針對航空器進行的“詐彈”襲擊，需要進一步明確法律適用，對于造成停飛的，可認定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結果加重犯，應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這有待最高法院出臺相關司法解釋予以明確。
另外，同一時間針對多架飛機的“詐彈”威脅，不排除有組織有預謀的破壞，其危害已構成對公共安全的“新型恐怖襲擊”，需要加大懲處力度。這種蓄意制造的恐怖，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和危險性的組織理應被視為恐怖組織。然而，我國刑法對何為恐怖組織，何為恐怖活動并沒有明確的規定。也許因為刑法同時規定著，“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并實施殺人、爆炸、綁架等犯罪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恐怖活動組織”一般被認為必然和這些暴力性犯罪掛鉤。
因此，這也需要引起立法者的思考和調研，是否有必要將恐怖組織罪的范圍予以評估，不再僅限于暴力性恐怖性犯罪，將“有組織蓄意散布恐怖威脅信息”的組織包括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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