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到,會有城管集體要求漲工資,到市政府門口拉起橫幅把路給堵了呢?這事就發生在河南濟源市,當地城管監察支隊數十名隊員日前打出“如此工資待遇,何以養家糊口”的橫幅,喊著“我要生存、還我尊嚴”的口號,要求漲工資,引起人們廣泛關注。
連城管都不好管了,這種局面肯定會讓當地政府部門很搔頭。這樣的集體要求漲工資行為,既丟了政府的面子,又給城市管理帶來了新的麻煩。
不必諱言,城管的確是在很多人心中都不受待見的群體。這些年,城管與攤販之間不停上演種種“貓鼠游戲”,一些地方城管還配備精良被戲稱為“武裝到牙齒”,每到一些地方城管拿出事業單位編制進行招聘,就會出現連博士碩士都來擠破頭的場景,這一切,都在不斷強化人們對城管擁有權力身份的印象,都讓人對城管的生存困境與權利生態很少關心。現在,城管集體要求漲工資,倒也算是一次對城管本身存在問題的聚焦展示。
看清城管體制內部的種種問題積弊,看清城管這個群體本身的生存狀態,同樣是解決城市公共管理難題的一把鑰匙。很多城市公共管理的悲劇,本身也就與這個群體管理混亂,魚龍混雜有著重大關聯。一樣的城管,不一樣的編制,這是城市公共管理內部的一種尷尬。表明城管內部矛盾就存在著復雜的利益博弈,一些人就處于特定的權利困境之中。如果他們不能在制度層面,在權力體系內部為這些問題找到有效的出口,這最后就很可能會轉嫁到普通公民頭上。
畢竟,披上權力外衣的城管連自身權利都維護不了,連自己尊嚴都無法保證,在他們失去與公權力博弈的平等機會時,在平時執法上,也許就很難做到處處心存善念,對攤販進行柔性執法。事實上,這些年城管與攤販之間很多慘烈的碰撞,都打上了沉重的“底層互害”色彩。從這個意義講,城管集體要求漲工資也是一種信號,它提醒著中國城市的公共管理,必須走出過去那種臨時化管理狀態,必須從制度與理念的層面,來為解決城市管理尋找到一個終極的出口。
可以說,那些擁有編制的城管,才有真正的公權力,他們才掌握真正的城市管理的話語權。身份不公的背后就是利益分配不公。那些編制外的城管,從某種意義講,其實與流動攤販一樣,也都未被納入到城市管理體系之中,也都是公共部門臨時化管理的對象,他們的生存與發展也都長期處于被麻木對待的狀態。在這樣的行政理念驅使下,在這樣城市管理的規則之下,城市管理最終也很難釋放出應有的善意。
城管集體要求漲工資應該提醒我們理性看待城管這個群體,盡管這些年的確也有太多城管展現出“野蠻與暴力”,但是,我們必須反思,這樣的權力與人性,到底是在怎樣的行政理念基礎上產生的,到底是在怎樣的制度土壤上發生異變的?要知道,很多城管本身也身處社會底層,他們更多是,在按照由權力話語權控制的制度規則來執法。而這一群體自身權利與利益也得不到保證,他們自然容易被擠進人性的夾縫地帶。
單士兵(重慶媒體從業者)
(原標題:“城管要求漲工資”的深層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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