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廣大律師主動參與社會建設和矛盾化解,成了人們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與美國平均30人中有1個律師相比,我國平均6000人中才有1個律師,法律服務支持力度差,法律服務總體水平比發達國家弱許多;與此同時,執法、司法領域不依法辦事的現象依然存在。
由此,一批死磕派律師、激進派律師現在活躍于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領域,一是為權益受到傷害的群眾和弱勢群體提供免費法律幫助;只要哪里發生損害群眾利益的冤案、錯案,哪里就會出現這批死磕到底的律師。二是他們專門沖著政策弊病而來,例如春節火車票亂漲價、高速公路收費標準不合理、涉及百姓生活的水電收費漲價未召開聽證會等。正是由于他們的維權行動,有效糾正了一批違法行為。
應當說,死磕派律師的出發點是好的,應當被有關政策制定者和執法機關所接受。一些官員和執法者仍囿于自己的條條塊塊中,他們需要走出來。何況律師們提出的問題和要求,多是疑難雜癥,如果不能敢于真正碰硬,所提要求如何能夠得到及時妥善解決?客觀上對雙方都是艱巨考驗。
對此,政府應主動團結這些律師群體,讓他們成為決策的參謀之一。死磕派律師既然十分關心國家政治走向、社會發展、群眾利益,就應主動在制定修改法律、接待上訪信訪中發揮作用,參與處理好政府在拆遷改造、重大工程建設中,因忽視甚至損害群眾利益形成的矛盾和糾紛,維護群眾合法權益,改進政府形象。切忌私下小范圍形成與政府對立的意見和行動,將自己劃到政府的對立面。
同樣,司法機關也要善于團結和依靠律師群體,主動邀請律師為改進司法工作提供良策,為重大疑難案件正確處理提供專家意見。死磕派律師也要善于在代理案件、化解矛盾的過程中,引導群眾理性表達利益訴求。因一時沖動發出言辭激烈的聲音,給法官送紅薯、庭審中發微博或者引起網絡聚集和炒作,違反庭審紀律,不僅損害司法機關形象,也有損于律師職業的理性和公正,這是關心國家法治事業的人們所不愿看到的。一些死磕派律師不僅折騰別人,也折騰自己,如果度沒有把握好,還可能面臨法律的追究。因而,死磕派律師要想成為公平正義的追求者,首先必須是法治社會的堅定維護者。
(吳慶寶 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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