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1日，律師吳有水向全國31個省級計生委、財政廳寄出快遞，申請要求公開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收支及審計情況。如今一個多月過去了，對吳有水的申請進行了回復并公開了相關信息的有10個省份，數據顯示：10省份2012年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總額不完全統計高達約100億元。
100億！這是個驚人的數字。如果考慮到還有21個省份或者完全沒有理會公民的申請，或者雖然進行了回復卻拒絕公開信息，全國社會撫養費每年的征收總額所達到的水平，只會愈發令人咋舌。
其實，在社會撫養費所有看點中，對其龐大金額的猜測只是很小的一個點而已。這么大一筆資金，究竟流向了哪里？是不是如其名稱所標示，用于對超生嬰兒占用社會公共資源的補償？……類似的疑惑促使吳有水發出了信息公開的申請，而這樣的疑惑同樣困擾著更多的人們。
毫無疑問，不論是依照信息公開條例還是李克強總理關于政務公開“要向民眾說真話交實底”的要求，公眾的疑惑需要得到權威的解答。但10個省份草草提供一個數字的做法已經無法讓人滿意，其他21個省份的不屑則更涉嫌違法，對此輿論和法律的雙重逼問都不可或缺。
然而需要知道，即使弄清了社會撫養費的去向之謎，這仍然不過是纏繞于社會撫養費之上的爭議之一罷了。
一個事實是，社會撫養費自誕生之日起，就激起了強烈的爭論。2001年，《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頒布實施，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當時的國家計生委給出了征收的理由，“法律規定超生者必須繳納社會撫養費，不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因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社會撫養費的上述官方定義無法解釋，同為超生人口，何以會以父母不同的收入水平而收取不同標準的社會撫養費，也無法回應“超生人口所需的資源并非由社會免費提供”的質疑，更在一個基本的理論預設上陷入了窘境：如果超生就要額外繳納一筆費用，豈非表示其一出生就是社會之負擔？作為萬物靈長的人的尊嚴和地位在哪里？……而隨著失獨者問題越來越多地暴露，人們在為失獨者境遇悲憫的同時，也把目光聚焦到了社會撫養費上，因為按照社會撫養費收取的理論，失獨者家庭當初無疑是在為社會抑制自己的需求，現在面臨絕地，國家是否應該以部分社會撫養費給予資助？
盡管社會撫養費名不正言不順的尷尬昭然若揭，但在支持者眼里卻似乎功勞甚偉，來自計生部門的人士堅稱，正是因為社會撫養費的存在才遏制了部分人群的超生勢頭，使中國的生育率幾十年來始終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但這一點辯護同樣遭遇了質疑，來自媒體的報道顯示，一些地方為收取社會撫養費“放水養魚”。熱衷“罰款”、漠視“超生”的現象顯示，社會撫養費對遏制超生的貢獻實則相當有限。更有學者認為，由于社會撫養費的收支從來沒有納入正規化、法制化軌道，從而意味著在社會撫養費的征收過程中生長出一個既得利益群體，而由于這個利益十分驚人，利益群體乃至不惜人為提高出生率數據，夸大人口增長的速度以及人口與資源的矛盾，以此來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
自計劃生育成為國策至今，中國的人口形勢出現了深刻的變化，針對這種變化，人口政策應該如何調適，學界眾說紛紜。眾所周知，政策調適的依據緣于對人口數據真實而客觀的把握，而如果因社會撫養費而滋生的利益群體力量強大，其維護既得利益的意志又十分堅決，又如何指望其為人口政策調適提供真正富有參考價值的信息？
中國社科院《2013年法治藍皮書》建議，逐步取消社會撫養費制度。按照該建議，取消需要一個過程，而現在是不是該從基本的信息公開開始，為最終的取消而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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