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作為中東北非巨變的主要標本，不僅僅會帶來地區形勢的連帶效應，還有對社會轉型的先驗之痛。
自8月14日清洗行動以來的血腥一周，使埃及持續了兩年的政治和社會轉型徹底脫離了軌道。響徹開羅的槍炮聲，以及埃及過渡政府“依法解散穆斯林兄弟會”的動議，顯示出，從政治層面到社會層面，無序的因子都在快速復制著。最近兩天，對埃及博物館的洗掠和對埃及警察的火箭炮攻擊，即是如此。在武力代替對話成為主流政治語言后，埃及將去向何方？
武力或許可以恢復街頭秩序，但卻無法恢復政治秩序。2011年推倒穆巴拉克時，埃及存在一個明顯的政治聯盟。這個政治聯盟是埃及轉型的主要驅動力；2013年7月推倒穆爾西時，埃及政壇的對立性已經覆蓋了轉型應有的共識性，但是因為世俗派、穆斯林愛資哈爾教、科普特基督教和軍方立場一致，轉型的動力還未完全衰竭。但時至今日，埃及轉型已無驅動力。世俗派領導人巴拉迪的辭職，和穆兄會被逐出政壇的前景，事實上令埃及主要的政治架構設計者離開了舞臺。
在社會層面同樣如此。曾經在開羅解放廣場共同歡呼強人政治結束的那些人，在過去的一年，已經因為意識形態的隔膜而分道揚鑣。如果說他們還有共同點的話，那很可能就是對無政府主義的崇奉。良性政治就此變得原子化。
各派政治力量必須對于新政治形勢作出評估，選擇自己的道路，還需要面對因為槍炮聲而導致的內部分化。轉型兩年來低迷的經濟形勢，漸趨耗盡的國家外匯儲備和高達40%以上的失業率，已使那些受沖擊最劇的青年人，對于政治和解、路線圖等制度設計失去了耐心。他們的憤怒，今天對準的是主政者，明天則可能是內部的上層。
可以說，2011年強人政治結束后曾經帶給埃及的種種演變可能，都已失去時機。埃及的轉型進程已告結束。取而代之的，是軍人政治的回歸。
對外界而言，埃及作為中東北非巨變的主要標本，它的現實演變不僅僅威脅蘇伊士運河安全，而導致油價波動，不僅僅會帶來地區形勢的連帶效應，還有對社會轉型的先驗之痛。
（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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