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撫養費話題，近期因浙江律師吳有水的一系列信息公開申請而引來密集討論。日前，廣東省人口計生委復函稱，據前國家計生委的有關規定，計生部門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案件總數和征收總額應作為“內部事項管理”，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公布和擴散，故而決定不予公開。
7月初，律師吳有水向全國31個省級計生委、財政廳(局)申請政府信息公開，要求公開2012年度的社會撫養費總額、預算、開支以及審計報告等情況。針對同一個信息公開訴求，截至目前收到的答復卻姿態各異：福建、廣西、海南等10個省份給予了回復和提供相關的數據，有21個省份沒有回復，或回復中沒有提供具體數據。21家未回復中，還分“告知延期答復”、“只告知撫養費總額、其余不掌握”以及根本不答復。
與對公民的信息公開申請完全置若罔聞相比，廣東省人口計生委的“決定不予公開”或算有個交待，盡管是拒絕。因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公民申請信息公開的答復時限、答復形式均有明確規定，即便是拒絕公開亦應在法定期限內以法定形式予以答復。律師吳有水已就多省份計生、財政部門不予答復的行為提起行政復議。值得深思的是，圍繞社會撫養費的公開與否，為何不同的地方政府部門會采取如此姿態各異的應對方式？
在廣東省人口計生委的答復中，對程序性規定援引，尚且指明了具體的規章、條款，但偏偏對不予公開的關鍵性依據，卻只使用了“有關規定”這樣的模糊措辭。究竟是哪項前國家計生委的規定，明確標明社會撫養費總額、案件數未經批準不得公布？如果此項規定確實存在，本輪信息公開申請中包括福建、廣西、海南在內多達10個省份，是否反倒違了規？何況，即便該項規定存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作為由國務院頒行的行政法規，其效力等級明顯高于具體部委的規章，依據下位法服從上位法原則，也應優先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經明確將涉及公民切身利益，反映行政機關機構設置、職能、辦事程序等情況的信息列為“應當主動公開”的范疇，社會撫養費作為計生部門執行計劃生育政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大塊內容，屬于“政府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信息”。而“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本身就是鄉鎮人民政府的法定重點公開信息，可見各種不宜公開的理由并不成立。政府部門不積極公開，最重要的原因或仍在于罰則模糊且相當有限，不公開、延遲公開甚至不理會公民的公開申請，都無須承擔嚴重的法律后果。
社會撫養費的信息公開，不僅合乎法律法規要求，而且也并非涉密事項(起碼尚無一家政府機關以此理由拒絕公開)，長時間不公開所導致的監督缺失，不僅讓社會撫養費去向成謎，而且直接阻礙著相關領域改革的推進。公民追問社會撫養費數據信息，旨在追蹤和監督社會撫養費的支出情況，進而探討社會撫養費本身的存廢問題。數據公開是第一步，申請公開遇阻的局面，亦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個中阻力與顧慮的部門利益考量。
盡管《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全部上繳國庫”、“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但各級政府預算公開時卻并未對此進行單列。現實的操作中，社會撫養費大比例返還給計生部門的情況已非孤例，社會撫養費甚至已成為計生部門經費的主要來源。在如此利益格局之下，一開始曾經賦予社會撫養費的那些意義，顯得虛無飄渺。現行法律規定超生者繳納的是社會撫養費，而非罰款，該收費曾被解釋為超生者“侵占社會公共資源而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但其使用現狀卻成了靠超生者繳費來支撐計生部門運轉。對此種狀況的科學研判與改革嘗試，同樣需要首先公開相應數據，進而討論該種收費的合理性用途與可行性監督。
社會撫養費數據的公開與否，形式上事涉政府信息公開與財政透明，內里卻隱含著計生政策改革，以及既得利益部門(群體)是否已然異化為改革阻力的問題。拋開部門利益的考量順勢而為，是公眾對目前仍不愿公開、尋找各種理由躲閃的地方，最大的期待與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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