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聞界》近日刊登了一則《關于于艷茹論文抄襲的公告》，《公告》指出，于艷茹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在讀期間所發表的論文《1775年法國大眾新聞業的“投石黨運動”》涉嫌嚴重抄襲。北大歷史系相關負責人表示，因為于艷茹已經畢業，系里將會組織有關專家對其博士論文重新進行核查，如核實有抄襲問題，將根據學校有關規定進行處理。根據北大的規定，如果查實于艷茹抄襲論文，其畢業證、學位證書將被撤銷。（8月24日《北京青年報》）
客觀來說，現在學術圈里曝光一起論文抄襲事件，并不會在現在的輿論圈里引來過多的“回頭率”和關注度，用坊間的話就是，這都不叫事兒！即便涉及抄襲的當事人就讀于北大這樣的最高學府，即便當事人就讀于北京大學最牛的幾個文科專業之一歷史專業，即便抄襲人是堂堂博士生……要知道，院士抄襲、教授抄襲，也都不叫新聞了。
可是，我們仍然能在這樣一起抄襲事件中能夠發現許多亮點。筆者認為，此抄襲事件，從被發現問題到最后被媒體曝光，最大的亮點莫過于從中我們能夠找到“求是”的學術態度，也能夠找到相關教授嚴謹的治學精神，更能夠找到《國際新聞界》這樣一本純學術型雜志對于自己期刊發表文章的責任擔當，尤其是其承認錯誤的勇氣。
我們不妨還原此事被揭發的過程：一位人民大學的老師，在研讀過程中，偶然發現了抄襲，然后是向刊用此文的也是由人民大學主辦的學術雜志《國際新聞界》舉報；經過雜志社核實，被證實為嚴重抄襲，遂登發公告……客觀來說，這個過程很正常。但是，在我國學術論文抄襲泛濫而嚴重的語境中，能夠做出舉報揭發抄襲行為、拒絕沉默的學者，只是少數，學界中人總認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無論你是大學教授、知名專家，還是剛剛畢業的博士、助理，基本都習慣于“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潛規則——不得罪人，也便利于自己的生活安寧，這已經成了學術圈里的生存法則。
毋庸置疑，我國學術圈，對這起事件里表現出來的“求是”態度與嚴謹治學的學風，是非常渴望的。因為，長期以來，我國學界里曝光的諸多抄襲事件、造假事件、貪腐事件，都幾乎無不例外的是出自于以下兩種情況：一是，同門師徒、師兄弟間或同事間，因為利益紛爭而“出賣”對方，比如，前幾年曝光的浙江大學論文抄襲事件，就是因為科研經費分配不均而引發的；二是，學界圈子里，本身就有嚴重派別之爭，這已經遠遠超越了是非之爭、對錯之爭，而就是赤裸裸的門派斗爭。
說實在的，對于去年從北大畢業、正在社科院博士后站做研究的一名學生而言，被揭發抄襲，既是一件很傷面子和尊嚴的事，也可能毀掉自己一生前途，甚至是改變自身命運走向。但是，當事人于艷茹要明白，自己既然當時選擇了抄襲，或者自己的抄襲行為已經筑成了大錯，自己就要承擔起所有的后果。哪怕是被博士后站開除，哪怕是被北大撤銷其學位證與畢業證書，哪怕自己將失去大好的前程，這都是她應該要承擔的。
學術，最重要的價值是什么？答案當然是“求是”二字。坦白講，“求是”這兩個字，是許多大學都有的校訓內容，然而，做到“求是”二字并不容易，這需要極大的勇氣。無疑，在舉報、揭發并公布北大博士論文抄襲一事上，我們看到了有學者或編輯對于“求是”二字的認真踐行，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價值回歸。(王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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