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聽取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關于設立烈士紀念日的決定（草案）》的議案。草案規定，每年9月30日國家舉行烈士紀念日。
歷經多方論證后設立的“烈士紀念日”，最終確立的絕不只是一個具體的日子。以國家的名義賦予追思英烈以神圣性，是最大限度上對民族精神與價值的彰顯，對于在國家和世界范圍內整合中華民族的集體認同感，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
可以想見，在如此高規格的莊嚴紀念活動中，人們將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緬懷那些堪稱“烈士”的英雄們。烈士不是個抽象概念，這個稱號對應著鮮活的個體，或許并非每個烈士都留下了姓名，但這個群體的精神形象應當是清晰而具象的。很大程度上，對“烈士”涵義的認定，不僅關乎一個民族對歷史的態度，也反映著當代價值取向，因此，明確什么人可以成為“烈士”，在國家設立“烈士紀念日”之際顯得尤其關鍵。
提起烈士，人們首先會想到革命先烈，為了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與解放事業揮灑熱血的英雄人物，具有“烈士”的代表性。但是，直到近年來，對國軍抗日烈士的追認一再成為引人關注的“新聞”，可見關于“烈士”認定，以及社會認同上，還有些歷史遺留問題有待解決。
紀念烈士，其實也是當前國家對其價值和精神譜系的追認，以歷史階段作為追認烈士的起點，就成為問題。有人提議，應從1840年中國近現代開端算起，那么，那些在辛亥革命以前為國捐軀的舊時代志士們，那些在有爭議的戰爭中陣亡的人們，究竟算不算“烈士”？這類疑問的長期存在，或有其復雜的歷史背景，有的至今仍顯得頗為棘手，但是，不搞清這些問題，顯然難以回答我們今天到底要傳承怎樣的時代精神，我們對國家和民族的概念究竟如何認識，對于凝聚共識而言也是繞不開的障礙。
在諸多歷史緣由尚未厘清的前提下，“烈士”的定義在和平年代里卻有了全新意義上的界定。從1980年的《革命烈士褒揚條例》到2011年的《烈士褒揚條例》，對烈士的評定呈現出擴大的趨勢，見義勇為、外派執行維和任務、以及犧牲情節特別突出的人員都可能成為新時期的“烈士”。這些英勇的行為固然值得社會的認可與嘉許，但構成多樣的情形卻與革命先烈沿用同樣的稱號，某種意義上也消解了“烈士”的國家和民族內涵。
事實上，圍繞著“烈士”范圍這個命題，近年來的一些案例甚至引發了社會質疑。諸如陪酒身亡的公務員，以及執法中死亡的城管隊員，也被一些地方認定為烈士。這無疑使烈士稱號的神圣性降低，也不利于以紀念烈士之名強化民族精神和價值認同。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定烈士紀念日，例如5月9日是俄羅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5月30日是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其紀念對象的范圍都是明確具體的。不可回避的是，我們對“烈士”的認定需要更加明晰，無論是歷史遺留還是當下的現實問題，都應當去正視。（李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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