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臨汾市交警“罰抄寫”的執法方式引發輿論關注。為整治非機動車闖紅燈問題,臨汾交警使出奇招:騎自行車、電動車、摩托車等闖紅燈者,每人罰寫100遍“紅燈停、綠燈行”。據悉,這一做法現已被叫停,但爭論并未停止,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解志勇認為:“只要社會效果好,都是應該鼓勵的。”(2月22日《北京晨報》)
相比機動車闖紅燈,非機動車和行人闖紅燈更是老大難問題。機動車闖紅燈,有遍布大街小巷的電子眼抓拍,處罰也比較重,大多數司機都較為忌憚;而行人和非機動車闖紅燈,電子眼無法抓拍取證,由此形成“法不責眾”的局面,以致闖紅燈者習以為常且心安理得,讓各地交管部門非常頭疼。臨汾交警使出“罰抄寫”的奇招,確有某種不得已的成分。
但是,若嚴格從“依法執法”的角度而論,這一做法又確有可質疑之處。對公權力尤其是執法者而言,“法無授權不可為”是一條基本準則,也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任何在法律規定之外擅自設置的處罰措施,都有“于法無據”乃至“不合法”之嫌,哪怕初衷很好、效果極佳,也難免遭到民眾的質疑。
顯然,判斷某種執法措施對與錯的首要標準,并不是社會效果好不好,而是它合不合法、有沒有法律依據。若單純以社會效果為標準,那么“一律判刑”定能有效遏制闖紅燈行為,而這無疑是極其荒謬的。
由臨汾交警的“罰抄寫”,讓人聯想到“罰看遠光燈”——為整治濫用遠光燈行為,一些地方的交警讓違法司機“親自體驗”一下遠光燈的威力。同樣,這一做法因為社會效果好而獲得一些人的支持,也因其于法無據而遭到一些人的質疑。“罰抄寫”和“罰看遠光燈”說到底都是“法外之罰”,于法無據是其最大的、難以掩蓋的硬傷。
實際上,整治交通違法行為,完全不必依戀種種“法外之罰”,而只需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處罰即可,其中最重要的是執法常態化,提高違法行為被處罰的概率。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人、非機動車闖紅燈的,處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罰款;機動車司機濫用遠光燈的,處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罰款,并記1分。相對于行人或非機動車闖一次紅燈所獲得的方便,50元罰款并不算少,足以讓絕大多數人感到心疼;相對于司機濫用遠光燈所獲得的快感,200元罰款并記1分也不算輕,足以讓絕大多數司機心有忌憚。
這就是說,法律所規定的懲罰措施其實已經夠用,不需要“創新”,目前問題的癥結在于執法沒有形成常態化,以至于違法者被查處的概率太低,助長了很多人的僥幸心理。因此,就目前而言,“嚴查”比“嚴懲”更重要也更為有效,可以說,只要有一半的闖紅燈、濫用遠光燈行為能被依法懲處,那么它所形成的威懾力,就足以讓絕大多數人遵紀守法。反之,如果只是零星執法,只有極少數倒霉者撞到槍口上,大部分違法者卻逃脫了處罰,那么再嚴厲的“法外之罰”,恐怕也無法消除一些人的僥幸心理,無法打破“法不責眾”的局面。(晏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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