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470年才能降解的塑料垃圾”，我們的治理也應具備更長遠的眼光與使命。
“外賣垃圾”幾成一個專有名詞，它用來指代這些年因網絡外賣興起而產生的塑料垃圾。昨日新京報報道稱，外賣垃圾已呈泛濫之勢，而寫字樓成了外賣垃圾“重災區”。
有兩個事實不容忽略：一是隨著外賣行業迅速發展，外賣垃圾潛伏的生態隱患已引發擔憂。二是目前市場上餐盒材質主要為PP5（聚丙烯），這類材料雖無毒害、耐高溫，但其不可降解的特點引出了垃圾處理難題。
事實如此，但如何看待外賣垃圾現象仍是一個問題。前不久任志強以“外賣產生的塑料垃圾正在成倍增長”為由怒懟外賣平臺，接著又有自媒體聲稱“中國外賣正給全球帶來一場生態災難”；在昨日報道中，一位環境史博士甚至呼吁“減少訂外賣”。
由“外賣垃圾”指向訂外賣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很輕松的說辭，卻又是一種有些“懸浮”的判斷：人們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而對外賣平臺而言，的確有其倡導環保之責任，但平臺并不具有執法權，更不能直接干預商家自主的選擇，尤其是當這種行為并不違背法律法規之時。
一切商業的行為，合法即可。因此關于外賣垃圾，真正要追溯的仍是法律與監管。
然而，這方面真實的情形讓人尷尬。新京報報道中，對于餐盒材質標準，監管部門表示，目前尚未有對外賣行業使用餐盒具體的成分標準。而對于是否為可降解環保材料、是否有利于日后處理則沒有相關規定。“無毒無害，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就行。”一名工作人員表示。
既無標準，亦無規定。即使有些相關制度，也易變成姿態性的宣示。當我們憂切地看著外賣垃圾“圍城”之時，發現這才是問題關鍵所在。
以外賣使用甚廣的塑料袋為例，早在2008年國家就實施了“限塑令”，然而10年之后人們發現，“限塑令”成了“賣塑令”，不僅沒減少塑料袋的使用，反而讓消費者為之埋單。
“無毒無害，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就行。”上述監管部門工作人員的這句話，同樣讓人反思良久。對于食品安全和環境治理，我們的標準顯然不能僅僅停留在“不吃死人就行”的層面上；面對“470年才能降解的塑料垃圾”，我們的治理也應具備更長遠的眼光與使命。
“年產10億噸垃圾，世界最大垃圾生產國”不是什么美好的指標。在針對外賣垃圾的環保治理上，立法和監管都不應有過多的彈性與猶豫。檢視各國對于塑料垃圾的應對，無不以立法嚴令禁止、執法部門嚴格監管為前提。舍此則難有根本治理。
這里的“監管標準”，包括從環保角度提出對外賣餐盒生產的材質與質量要求，也支持外賣垃圾分類和回收利用的產業化，還包括明確監管者、餐飲商家、外賣平臺和公眾各自的責任。環保本就是一項需要政府、公眾、企業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
就眼下看，可通過塑料餐盒使用量跟外賣垃圾回收成本分擔正向掛鉤、對使用綠色餐盒給予稅收激勵等方式，實現外賣垃圾的“減量”；而外賣平臺如何通過平臺及技術優勢倡導更環保健康的消費習慣，也關乎平臺自身的社會形象及責任承擔。
在外賣垃圾泛濫不容忽視的背景下，明確監管標準宜早不宜遲，該標準也該著眼于解決外賣垃圾的長遠生態隱患。■ 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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