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共享紅利：互聯網精準扶貧”論壇在烏鎮召開。幫扶企業和深度貧困地區進行現場簽約，開展結對幫扶。
實際上，我國民營企業家熱衷于“精準扶貧”的并不少。近期阿里巴巴宣布正式啟動脫貧資金，并表示脫貧工作已成為其戰略性業務。有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僅進入工商聯系統“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臺賬管理的民營企業有2.65萬家，累計投入465.5億元，精準幫扶了388.64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這無疑是有助于實現經濟增長均衡和社會公平的。但我們回到“企業”和“企業家”的定義上來看，無不是以“盈利”、“追逐利潤”為核心關鍵詞的，本應“在商言商”的民營企業家們是不是有些“不務正業”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Milton Friedman曾提出：“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利潤最大化。”這種“企業責任就是賺錢”的觀點至今在國際上大有市場。不過有學者認為，利潤最大化只是企業的第二目標，更不是唯一目標。企業真正的第一目標是生存發展，而為了實現生存發展這一目標時，他們必須承擔社會義務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成本。例如企業必須以不污染、不歧視等方式來保護社會福利，必須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區及資助慈善組織，從而在改善社會現狀中扮演積極角色。
反貧困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緩解貧困的決定性因素，但“水漲船高”的常識卻在“反貧困”實踐中遭遇了挑戰。20世紀90年代，印度尼西亞、波蘭和斯里蘭卡的經濟所有增長，但貧困人口卻增加了。對此，世界銀行指出，減貧有賴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是減貧的強大動力，但是減貧程度并不完全依賴于經濟增長。
我國改革開放近40年，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各種經濟體蓬勃發展，為經濟增長注入了強大動力，也使得我國大部分人口脫離了貧困威脅。但與此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卻出現了經濟增長加劇社會不平等、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現象，而社會學家將社會不平等、發展不均衡視為現代社會的一種貧困現象。
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企業不能僅僅停留在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上面，還要關注社會公平、平等。企業參與到“精準扶貧”之中，無疑是避免窮人依然貧窮、富人更富局面的直接途徑之一。“反貧困”行動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政府不是萬能的，只有企業及企業家所代表的市場機制、社會機制與政府機制形成合力，才能助力實現“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因此，企業參與精準扶貧不是不務正業，而是樹立新標桿，期待更多企業參與進來，發揮力量。(作者：中國不良資產行業聯盟首席經濟學家 盤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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