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特點是“定”的法律法規去適應特點是“變”的改革要求，是當前法治建設中需要處理好的一對關系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千帆競發的今天，這對準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平衡點，處理好法的穩定性與適應性、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的辯證關系，意義重大。
回顧30多年的改革進程和法治建設，二者始終處于相輔相成又具有內在張力的關系狀態。從相輔相成角度看，改革向前發展的每一步，都極大地促進了法律制度的優化創新，造就了一支從外部約束權力膨脹的經濟力量；從內在張力角度看，堅持改革，就是要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傳統體制，突破不適應形勢需要的法律規則。以特點是“定”的法律法規去適應特點是“變”的改革要求，難度可想而知。
如何實現改革與法治之間的良性互動？有人認為，深化改革的時間緊迫、任務繁重，因此要敢于突破“法律框框”，允許“良性違法”。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如果法律可以隨意突破，在城市規劃建設、土地征收征用、企業改制、環境評估等問題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和權威就會蕩然無存。如果說在中國法制極不完善的情況下，“良性違法”在一定程度上難以避免，那么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再允許以“改革”“發展”或其他名目任意違法，就沒有任何理由了。
事實上，法治并非總是滯后于改革，法治同樣可以引領改革。凡是對新的重大問題和重要改革事項立法，改革決策須與立法決策同步進行，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使法律準確反映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更好協調利益關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如果不管不顧既有法律規定，將領導意志凌駕于憲法法律之上，強制推行某個改革方案，勢必危及改革自身的合法性；忽視理論提煉和經驗積累，匆匆忙忙把不成熟的辦法確立為法律制度，也會影響改革的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火熱的改革實踐，為豐富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供了不竭動力。法如流水，應該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汩汩前行。在改革過程中，實踐經驗比較成熟、已經被證明為正確的改革成果，以立法形式固化下來，是對改革的承認，也是對立法的發展；改革試驗尚不充分、實踐經驗尚不成熟，但又迫切需要立法的，可先作出原則性規定，為進一步改革預留空間，為立法創造可能性。同時，如果實踐證明現行法律法規的有些規定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的變化、成為改革的障礙，就要及時通過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者廢止。邊立邊破，有改有廢，那么以改革之梭，定能織就華美的法治之錦。
改革不能以犧牲法制的尊嚴、統一和權威為代價。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同樣是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日臻完善的過程，二者有效銜接、相互激蕩，才能助力一個發展中大國展翼前行。（馮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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