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黨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中心任務，作為政治斗爭或政治體制一部分的法治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功能。

　　我們黨作為奪取政權時期的革命黨，其民主法治理念有如下兩個特點：

　　第一，我們在敵占區把民主法治作為對敵人開展合法斗爭的工具。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指出，在日本與國民黨有鞏固統治的一切地方絕對不能采用流血的武裝斗爭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爭形式，即合法的公開斗爭與非法的秘密斗爭形式。中國雖然不是民主的法制的國家，人民沒有政治自由，但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法律、社會的習慣，依然有許多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間隙、漏洞是可以被我們利用的。因此在一切日本人及國民黨有鞏固統治的區域只有采取合法的能夠公開的各種各色的斗爭形式，才能一般地避免反動政府的逮捕與解散，才能保全力量與積蓄力量。有許多是非法的斗爭，也只有采用公開合法的形式才有勝利的可能。

　　第二，在革命根據地把民主法治作為揭露敵人黑暗統治、爭取人民擁護的工具。抗戰時期，毛澤東同志親自參加了體現保障民主、人權、法治精神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的改寫和最后修訂。他說，制定這樣一個綱領，就是把抗日戰爭與民主制度結合起來，使邊區成為民主的模范，做一個樣子給全國看，給全國一個參考，成為全國的一個樣本，由此來推動“全國民主化”。因此，毛澤東同志特別重視對《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的宣傳工作，他對不同地區、不同單位的宣傳工作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邊區黨委要以此綱領加重教育并切實遵照實施；在國民黨統治區域、日本占領區及海外僑胞中，要廣泛散布此綱領，在重慶、香港、上海、菲律賓、新加坡、紐約等地要召集座談會，征求各界意見與批評，在其他壓迫嚴重地方則秘密散布；在軍隊中機關中學校中均以此做教材，虛加熟讀，并利用郵局及其它辦法，散發至國民黨軍隊中去。

　　革命黨時期這兩個民主法治理念的特點，歸結起來就是視民主法治主要為對敵斗爭的一種工具，而革命隊伍內部雖然也有革命法制，但更主要的是靠理想和紀律的約束。把民主法治作為對敵斗爭工具的觀念是有歷史合理性的，因為它服務于當時以奪取政權為中心的大局需要。馬克思主義堅持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統一，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民主革命年代，武裝斗爭、地下工作是主要的革命手段，尤其是武裝斗爭更是中心任務。如果拘泥于舊的法律而不可自拔，那就無法革命，無法破舊立新。

　　但當我們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之后，雖然還有敵對分子、犯罪分子需要依法專政，但民主法治更主要的是約束執政黨自身。如同習近平同志今年2月2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學習班開班式上講話所說的那樣：

　　第一，依法治國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鐵籠子里。依法治國的關鍵是約束國家公權力的運用，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在法治軌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則必然禍害國家和人民。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就是要依法設定權力、規范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樹立法治思維，就是要依法按權限和程序辦事，始終堅持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侵權須賠償。

　　第二，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在現實生活中，一些領導干部法治意識比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徇私枉法等問題，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損害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領域的正常秩序。各級領導干部的信念、決心、行動，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領導干部要做尊法的模范，帶頭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做學法的模范，帶頭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做守法的模范，帶頭遵紀守法、捍衛法治；做用法的模范，帶頭厲行法治、依法辦事。領導干部都要牢固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由法定、權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觀念，對各種危害法治、破壞法治、踐踏法治的行為要挺身而出、堅決斗爭。各級領導干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規定我們怎么用權，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懸法律的明鏡，手中緊握法律的戒尺，知曉為官做事的尺度。不能把黨的領導作為個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擋箭牌。領導干部要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執行法律，帶頭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謀劃工作要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問題要運用法治方式，說話做事要先考慮一下是不是合法。領導干部要把對法治的尊崇、對法律的敬畏轉化成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黨紀國法不能成為“橡皮泥”“稻草人”，違紀違法都要受到追究。

　　因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須知道它的重點在哪里，須知道依法治國首先是把我們執政者自己裝進制度的鐵籠子里，依法治國主要不是對付別人，而主要是管住自己。(郝鐵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