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中國人幾乎都很難接受被人跨過身體的行為。這種“胯下之辱”，被認為是奇恥大辱。然而，前天晚上，武漢理工大學的一名副教授卻自己主動趴在教室前門，要求學生“凌辱”他。老師的舉動震驚了在場的150余名大學生。在這位教授的一再鼓勵下，100多名學生跨過了老師的身體。此舉是何用意？這位副教授解釋：跨過老師，只是表象，傳遞的卻正是這種敢于用科學真理否定權威、反抗權貴的精神。（5月13日《武漢晚報》）

　　不可否認，副教授張能立甘受學生的“胯下之辱”，其初衷是良善的，做法是嚴肅的，推動大學生挑戰權威的努力是存在的，雖然我不想給副教授的“胯下之辱”貼上娛樂化標簽，但不能不遺憾地承認一個事實——他甘受“胯下之辱”的積極意義非常有限。

　　首先，張能立似乎很自信，他自信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他通過矮化自己、甘愿受辱來潛移默化地啟蒙大學生敢于挑戰權威的思維。可是，潛移默化的作用固然很強，但它需要眾多的刺激源不斷地去感染去刺激才能有成效，張能立僅是一個孤獨的個體，他的這次“胯下之辱”焉能產生不斷地刺激？所以，我們很難相信副教授的一次“胯下之辱”就能點燃學生挑戰強權、質疑權威的星星之火。

　　其次，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很骨感。副教授想著借助“胯下之辱”激勵學生在質疑權威中解放思想，可是，這粒飽滿的種子遇到了貧瘠的土壤——當下的社會官本意識還很濃。想想看，學生周邊是非常頑固的“怕”常態和官本位思維，怎能輕易突破重圍？現在，大學去行政化剛剛起步，學生看到最多的還是副教授們對校長點頭哈腰，看到最多的是校園里教授、學者對權威的崇拜和迷信，更不用說丑態畢露的社會現實了。因此，融解思想堅冰是非常艱難的過程。

　　張能立副教授想給學生傳遞不懼強權的精神，進而推動科學進步，這固然可喜，但我們不必對此充滿太多期待，客觀地說，“胯下之辱”的積極意義非常有限。事實上，培養學生挑戰權威的進取精神，不能是單兵作戰，而要整個社會的整齊步伐，更需要政治制度的頂層支援。(黃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