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宣恩縣公安局與縣紀委組成聯合專班，先后暗訪椒園鎮、珠山鎮近20家賓館、茶樓等公共娛樂場所，對黨員干部帶彩娛樂行為進行專項整治。(人民網 10月15日)

　　近段時間，干部帶彩娛樂的新聞不斷被曝光。作為黨員干部，聚眾帶彩娛樂，甚至發展成賭博，哪里有絲毫做官的樣子？賭博是社會一大公害，為黨紀國法所不容。對于官員涉賭，就是要嚴懲不貸、重點治理。

　　對于賭博尤其是官吏賭博，幾乎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以嚴刑峻法伺候。戰國時期《法經》規定：士民賭博者，處以“罰金三幣”；太子賭博，處以笞刑三十。對賭博處罰最為嚴厲的應是宋、元時期：“輕者罰金配遣，重者處斬”。而明朝的法律規定，凡犯賭博者一律砍手；在清代，對官吏賭博則予以革職，永不錄用。

　　今天，官員賭博同樣是黨紀國法所嚴厲禁止的。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明文規定“嚴厲禁止賭博或者為賭博提供條件的行為”；中紀委曾下發“凡是參與賭博的領導干部，要一律予以免職”之規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也明確規定，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黨員領導干部參加賭博的，從重或者加重處分。而《刑法》也有賭博罪條款：“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也就是說，官員聚眾賭博不僅已違法亂紀，甚至可能涉嫌觸犯刑律。

　　嚴懲官員聚賭行為，既是嚴肅黨紀國法之需要，更是狠剎官場賭風、端正官場風氣之必需。不必諱言，盡管有法律法規禁止，有相關部門三令五申，也有道德約束，但近年來官員涉賭依然嚴重。這從被查處官員的報道也可見一斑：比如原郴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標赴澳豪賭，挪用公款1.2億元;原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陳滿雄夫婦多次去澳門豪賭，共同挪用中行中山分行資金4.27億元，其中4.15億元償還賭債；原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市廣電局局長張小川等人挪用公款2億多元，其中1億多元輸在了澳門賭場……

　　值得注意的是，官員嗜賭與腐敗、挪用公款等不法行為有著某種內在關聯，有分析指出，“官員賭博加劇了權錢交易公開化，并導致了貪污受賄等腐敗問題的高發”。一些涉賭落馬官員的資料也顯示，一方面他們通過采取貪污、受賄、挪用公款、侵占國家財產等非法手段獲取賭資，另一方面嗜賭成癮又反過來進一步更加肆無忌憚、不擇手段地索賄受賄、貪污腐化，加劇腐敗行為，如此形成惡性循環。與此同時，賭博已幾近成了變相行賄、權錢交易以及所謂“聯絡感情”的社會“潛規則”，一些不法交易、私相授受、官商勾結在賭臺上悄無聲息、心照不宣地完成了。所以，對官員聚賭不能僅視作一般賭博。

　　“天下之傾家者，莫迷于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于博。”賭博之害不需贅言，而官員賭博之害尤甚。故官員賭博非嚴懲不可，官場賭風非剎不可，帶彩娛樂，就要零容忍。(秦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