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上午，上午，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聯合出臺《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懲治電信詐騙。意見規定造成被害人或其近親屬自殺、死亡或精神失常等嚴重后果的，詐騙殘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生、喪失勞動能力人財物等10項情形，酌情從重處罰。(12月20日《法制晚報》)

　　“兩高”和公安部出臺的“電信詐騙意見”，確立電線詐騙案的3000元立案標準以及酌情從中處罰的10種情形，其實并沒有太多的新意。“兩高”在2011年施行的《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就有相關規定，“電信詐騙意見”的規定只不過是在這個基礎之上的進一步細化。當然，這是很有必要的細化，這能進一步提高電信詐騙犯罪分子的違法成本。

　　事實上“電信詐騙意見”的重點并不在立案標準、從重處罰情形等規定，而是劍指電信詐騙犯罪背后的產業鏈，是要斬斷這根利益鏈，確保全方位打擊電信詐騙，不留死角。電信詐騙泛濫成災，歸根結底就是背后已經形成了以詐騙為中心的系列犯罪產業鏈條，銀行、電信運營商都成為電信詐騙案中的“既得利益者”，運營商在這個“詐騙蛋糕”中獲得10%的利益，銀行則在這個蛋糕中獲得3%的利益。這既提高了電信詐騙犯罪的成功率，又給公安機關偵破案件帶來了巨大難度。

　　眾所周知，電信詐騙屢屢得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獲得了受害人的準確信息，從而能夠精準的實施詐騙，讓人防不勝防，這里面直接涉及到公民個人信息的泄露。除了少數電信詐騙分子直接入侵政府部門網站等信息系統竊取他人個人信息之外，絕大多數受害人的個人信息是電信詐騙犯罪分子花錢購買的，有的是黑客賣給電信詐騙犯罪分子的，也有的是行業從業人員利用工作之便獲取他人信息賣給電信詐騙犯罪分子。

　　另一方面，電信詐騙案難破壞，直接實施電線詐騙的犯罪分子往往很難被抓捕。除了他們常常在非洲、東南亞等境外地區實施電信詐騙犯罪活動之外，主要原因就是犯罪分子實施轉賬、套現、取現行為用的銀行賬戶，以及實施詐騙活動使用的電話號碼，往往不是使用本人真實身份信息辦理的，而是冒用別人身份信息辦理的，甚至直接購買他人的銀行卡。

　　按照“電信詐騙意見”的規定，意味著只要在整個電信詐騙案件中獲得了利益，那么都要為電信詐騙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直接提高了電信詐騙犯罪各個環節獲利者的違法成本，倒逼他們在為電信詐騙犯罪分子提供服務時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無疑是打中了電信詐騙犯罪的七寸所在。另外，只要電信運營商、銀行沒有嚴格落實實名制，即便不知是用于電信詐騙，也該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不能輕饒。(何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