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法蘭克福一家投資促進會的負責人羅百韜看來，近兩年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歐洲的投資增速讓人意外。“去年歐債危機開始蔓延，但中國企業在德國的投資項目數首次位居第一，就連專門接收中國孩子的幼兒園也紛紛開辦起來。”
作為“新36條”的又一配套細則，包括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在內的十三部委近日聯合發文，引導和支持民營企業境外投資、融資，為民企“出海”創造良好政策環境。
支持民企“走出去”的“超級意見”
在部分業界人士和研究者看來，這份名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開展境外投資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是近年來相關部門對民企“走出去”表示支持的一次集中表態。
從發文單位來看，這份“實施意見”的分量便可見一斑。發改委、商務部、海關總署、外交部、外管局、工信部，以及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直接或間接關系到境外投資的十多個部門，齊齊位列這份“紅頭文件”之中。
《意見》中說，當前我國正處于民營企業境外投資加快發展的重要階段，此次下發意見的初衷，是為貫徹落實“新36條”，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在境外投資中的重要作用，引導民營企業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提升國際化經營水平，推進形成我國民間資本參與國際合作競爭的新優勢，“推動民營企業境外投資又好又快發展”。
從具體內容來看，《意見》包括大力加強對民企境外投資的宏觀指導，完善民企境外投資的財稅、金融保險、通關等多項支持政策，簡化和規范對民企境外投資的管理，做好民企境外投資的服務保障，以及加強風險防范、保障境外人員和資產安全等方面，為民企“出海”提供多方面的保障。
“支持民企‘走出去’的政策文件，近些年下發了不少，但這么多部委同時發文還是頭一回。”浙江省國際經濟貿易研究中心主任張漢東說，這顯示出政府支持的決心和力度。
不過也有學者和企業家表示，《意見》面面俱到，但實施效果究竟如何目前還很難預測。“希望能落到實處，不要雷聲一直響，不見雨點下。”浙江紹興的一位民營企業家說。
危機中的“整合突圍路”
在部分民營企業家看來，新出爐的這份“實施意見”至少表明政府已經注意到民企走向海外的意義。“走出去”并購優質資產、拓展生存空間，規避強勢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已經成為民企做大做強的必經之路。在外需疲軟的態勢下，這顯得尤為迫切。
從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經歷來看，2008年的金融危機可以看做是一道分水嶺。此前實施境外投資的企業多為大型央企、國企，但在全球經濟狀況普遍堪憂，海外部分優質企業面臨資金困難、急需有人接盤的情形下，越來越多的中國民企嗅到了其中的機會。
以民營經濟大省浙江為例，作為對外投資的重要指標之一，“并購”近年來發展迅速。2008年，浙江民營企業以并購方式實現的境外投資項目僅有5個，并購項目的中方投資額為5800多萬美元；從2009年到2011年，浙江民企海外并購項目數逐年增長，分別為20個、43個和45個。
不容樂觀的進出口形勢無疑讓民企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
海關總署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盡管二季度以來出現小幅回暖，但今年上半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僅增長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近18個百分點。
在訂單少、利潤薄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傳統產業開始直面國際市場，爭奪利潤空間。山東新華錦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建華說，過去新華錦一個出廠價60美元的假發產品，到國外批發商手里是200美元，賣給消費者成了1000美元，錢都讓老外賺走了。2009年公司在美國并購了一家營銷公司，中間環節的差價都拿回來了。
另一些企業通過并購實現了整合提升。從事紡織印染等行業的浙江富麗達集團出資2.5億美元收購加拿大紐西爾公司，為的是進入上游產業鏈，穩定原料渠道，提高整個集團的盈利能力；吉利集團以18億美元的價格并購沃爾沃轎車100%股權和知識產權，成為中國第一家跨國車企，并在并購一周年時讓沃爾沃擺脫了此前連續四年銷量下滑的陰影，成為民企成功跨國并購的典型案例。
浙江省商務廳外經處處長張曙明說，并購讓一些民營企業在危機中沖出了一條加速升級之路。民企境外投資正在從單一的新設方式向增資、并購等多元化方式轉變，對外承包工程等也日趨活躍，這表明民企的國際化經營能力在逐步提高。
好政策關鍵在落實
在研究者看來，民企境外投資帶來的拉動效應不言而喻。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先海說：“民企境外投資更注重效益，更遵循市場規律，對外貿進出口的實際拉動意義更大。”
但民企“走出去”還面臨一些困難。一方面，多數民企缺乏國際化經營決策能力，有時盲目“抄底”，并購后運作不良；另一方面，盡管疲弱的國際市場給中國民企帶來諸多機遇，但眼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巨額并購面臨融資難等問題，也給民企帶來了困擾。
隨著近兩年海外并購持續升溫，“盲目搶便宜”的擔憂從未停歇。科爾尼（上海）企業咨詢有限公司全球合伙人孫健說，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方面仍然需要積累經驗：不能抱著撿便宜的心態，光憑直覺辦事；不能因為并購機會找上了門，還沒準備好，就倉促上陣。有些民企對于跨國并購中的文化差異重視不夠，“水土不服”常常導致運營堪憂。
張漢東認為，從“實施意見”的內容來看，相關部門顯然已經注意到了這些問題，但如何引導民企同時又不因行政力量介入而淡化市場導向，這需要進一步研究。
另一個需要警惕的信號是，中國民企通過“走出去”規避貿易摩擦的路子正在遇阻。自2010年對中國鞋革制品征收高額反傾銷關稅之后，今年7月初，巴西又發起新一輪反傾銷，對中國出口的鞋材、半成品也要征收高額關稅，引發外貿行業關注。
“針對中國制造的反傾銷越來越頻繁，但作為規模較大的新興市場，巴西發起的這一輪反傾銷值得警惕。”浙江省商務廳公平貿易局局長張勇說，“有的企業雖在境外設廠，但仍需從國內進口鞋材，這樣一來，這種規避貿易摩擦的方法也不靈了。”
“為應對新形勢帶來的挑戰，必須支持民企更大膽地‘走出去’。這次的實施意見給人很大期待，但是最關鍵的還在落實。”張漢東說。（《半月談》2012年第14期，記者 張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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