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山東種糧大戶統計表》中，年近40歲的王勇生以包種了1611.9畝耕地，成為淄博地區第一種糧大戶。可當說起種糧的體會時，他卻滿腹苦水，異常激動。“這兩年，流轉了整個村子的土地，投入了四五百萬元，整天里播種、買藥、修水渠。每次刮風下雨、天氣不好就提心吊膽，多少個晚上徹夜不眠，滿腦子里琢磨著村里哪塊地種什么。”王勇生感嘆道，當個種糧大戶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
近日，中國農業部種植業司對全國種糧大戶和糧食生產合作社首次摸底調查。根據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政府鼓勵興辦家庭農場，促進農業規模化發展。家庭農場被認為是種糧大戶的“升級版”，顯然，種糧大戶最有希望成為家庭農場的第一批創辦者。
1983年，中國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家一戶小規模分散經營的農業生產格局從此形成。30年后的今天，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以及進城務工人數的增多，倒逼著農業朝規模化、集約化變革。
正當中國家庭農場方興未艾、各地躍躍欲試之時，這次對全國種糧大戶和糧食生產合作社的調查結果卻難以樂觀。流轉土地穩定性差、基礎設施較差、投入風險增大、扶持政策較少等困境使得農業規模化生產經營面臨重重障礙，亟需在土地、金融等諸多方面實現突破。
土地之變
王勇生所在臨淄區齊陵街道太平村地處淄博市東北部，村里有300戶村民，1831畝土地。村里的老人介紹道，這個村與濰坊相鄰、遠離城市，沒有任何村辦工業，村民除去外出打工外，幾乎全部依賴種地，人均年收入僅有6000多元，遠低于當地其他村。（2012年山東省農民人均收入為9446元。）
此前，王勇生像村里其他年輕人一樣在外做生意，經營著一家運輸公司。致富后的王勇生在2011年回到村里，“希望通過承包土地，解決村里耕地難題，為村里做點事情”。
回到村里，王勇生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如何流轉土地的難題。太平村1831畝土地分布在300戶村民手中，平均人均耕地只有兩三畝。
一聽說王勇生帶著資金回到村里，土地的流轉得到了大多數村民的支持。不過，最初王勇生并沒有打算將土地流轉到個人手中。
2011年4月，王勇生被選舉為村委主任，同年7月大多數村民與村集體簽署了18年的土地流轉協議。根據協議，流轉的土地交由村集體統一種植，人均可分得小麥800斤，如有盈利可參與分紅。最終，太平村1611.9畝耕地都通過流轉到村集體，交由王勇生耕種。王勇生也被任命為生產組組長。
王勇生一個人種了一個村子的地，從此煩心事就層出不窮。比如王勇生推行的土地流轉的分配方案并未得到村民的一致認可。1983年，我國開始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是依照人口數量承包土地，經過了30年，隨著農村人口的遷移、變更、消亡，普遍存在部分農戶人多地少、部分農戶卻人少地多的不均衡現象。按照太平村人均可分小麥800斤的方案，人多地少的農戶表示支持，部分人少地多的農戶卻并不贊成。但王勇生卻認為，這一分配方式能改變原來土地分配不均衡的現象，才能讓村里實現均衡分配。
超乎預料的風險
當王勇生把土地集中起來、成為村里生產組組長后漸漸地發現，當個種糧大戶并非聽上去那么風光，耕種1000多畝地所需的投入與所承擔的風險遠遠超過了預料。
30年來，村里的農業生產是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耕地狀況參差不齊，有的搭起了院、有的種上了樹、還有的干脆落荒，要想大規模機械化種植必須重新清理。同時，多年前政府給村里建設的電力和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幾乎完全廢棄。“一家一戶種植生產，每畝地的成本只有千把塊錢，可耕種1000多畝土地，投入的資金、承擔的風險、遇到的壓力超乎常人想象。”王勇生坦言道，動輒數十萬元的資金，使種子的選購、藥肥的采買都必須反復計較、慎之又慎。
近年來，種地所需的人工、種子、化肥、農藥、農業機械價格節節攀升。根據王的統計，一次性采購玉米種七八萬元，常年雇工20多人、平均每人年工資1.5萬元，建設一個大棚投入10多萬元，購置拖拉機、玉米加工機等10多臺農機具60多萬元，打井、修渠、安裝變壓器投入了70多萬元，1000平方米的倉庫200萬元，抽水、加工等一年電費就要30萬度……粗略統計，王勇生這兩年種地的投入已有四五百萬元。“種地投入了這么多錢，可土地是承包的，無法到銀行進行抵押，換不來銀行一分錢的貸款。”王勇生抱怨道，為了解決融資難題，他把家里的房子、車子都用來抵押貸款。手機每隔幾天就會收到銀行催款的短信，家里妻子也不時追問存款的去向。
臨淄區農業局生產發展科負責人介紹道，目前種糧的農民可以獲得的資金支持，但只有每畝125元的糧食直補和每畝230元的種糧大戶補貼兩種。這對于巨額的投入來說，顯然是杯水車薪。
農業耕種很大程度上要“靠天吃飯”，病蟲害、自然災害都會對農作物收成產生重創。2011年初，山東遭遇了60年一遇的大旱；2012年罕見的暴風雨又把小麥吹倒了300多畝；2013年初大田又出現了病菌，小麥到現在尚未返青。
2012年暴風雨村里小麥倒伏致使王勇生損失了約幾十萬元，可保險公司最終只賠償了2萬元。“每到惡劣天氣，就會提心吊膽、擔驚受怕。”他無奈地說道。
近年來，中國蔬菜、肉類等市場價格頻現暴漲暴跌的現象，給農戶帶來了巨大損失。今年，王勇生養殖的鴨子就因為受速生雞事件影響而喪失了外貿訂單，面臨著虧損。去年，王勇生成立了合作社，搭起了蔬菜大棚，但菜價劇烈波動，并不是一個大戶所能預測、化解的。
土地流轉到一起，可實現規模化、機械化、標準化種植管理，糧食畝產量比原來得到了提高。以前太平村村里平均畝產小麥700多斤，如今刨除天災原因小麥畝產基本可在1000斤以上。然而，剛剛當上種糧大戶的王勇生在2011年仍舊虧損了45萬元。本就缺錢的村委無力承擔，經村民商議，2012年7月，原先流轉到村集體的土地悉數流轉到王勇生的名下。
王勇生坦言，按照測算，如果風調雨順包地種糧應該是有利潤的。但要想收回最初打井、修渠、買農機的數百萬投入則要10年以上的時間。他感慨道，種糧當大戶遠比做其他生意投入大、回報少、操心多。
如今，他迫切希望，政府能幫助種糧大戶解決無息貸款上的難題。因為他覺得種糧種菜的利潤不足以抵償銀行貸款的利息。
規模化之困
王勇生只是中國數十萬種糧大戶中的一個。近日，我國農業部種植業司對全國種糧大戶首次摸底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共有種糧大戶68.2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0.28%；經營耕地面積1.34億畝，占全國耕地面積的7.3%。這些種糧大戶的糧食產量達1492億斤，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12.7%。
上述調查表明，種糧大戶和糧食生產合作社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仍面臨流轉土地穩定性差、基礎設施較差、投入風險增大、扶持政策較少等困難。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提出鼓勵興辦家庭農場，促進農業規模化發展。山東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所長秦慶武認為，家庭農場是種糧大戶的“升級版”，種糧大戶最有希望第一批轉型家庭農場。所以，家庭農村的推廣應首先要解決種糧大戶多年來實際生產經營的難題。
農業規模化生產必須要有連片的土地，種糧大戶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進行土地流轉、穩固承包關系。中國的土地都是集體所有、承包經營，盡管簽署了流轉協議，但仍有可能面臨政府征地、毀約等風險。調查顯示，湖南省60%以上的種糧大戶土地流轉期限是1—2年，20%的流轉期限為3—5年。而且不少土地流轉采用的是口頭協議，即使簽訂合同也存在手續不規范、條款不完備等問題，導致糾紛不斷。
山東平度種糧大戶王玉芹最頭疼的就是如何從農戶手中承包到連片的土地。為此，她甚至不惜高價承包——當地耕地一年的租金只有300元，而她出價卻是700元，高出了一倍還多。
目前，全國土地流轉費用畝均455元，而2009年僅為259元，年均增幅接近20%。山東壽光綠能瓜果菜專業合作社的馬振平介紹道，當地種植大棚蔬菜一年有著七八萬元的收益，流轉土地則成了一件奢侈消費。
除此之外，當種糧規模擴大后，大戶所需資金以及伴生的風險也隨之倍增。目前，中國農田水利設施條件差，很多耕地旱不能澆、澇不能排。土地是流轉承包來的，種糧大戶沒有投入建設農田水利設施的積極性，可沒有水利的保證，又會使農業生產顯得異常脆弱。另外，租地費用高、雇工成本高、農機投入和作業成本高，相應的針對種糧大戶的扶持政策還不完善，一旦遭遇自然災害造成糧食生產虧損，很可能使種糧大戶傾家蕩產。
對此，秦慶武認為，鼓勵家庭農場的發展，應該先行出臺如穩定土地承包關系、加強財稅支持、推動農村金融改革等一系列相應配套政策，才能從體制上長遠保證對農業投資者的利益。（記者 種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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