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川新縣城的爾瑪社區市民休閑廣場上，每到傍晚就會涌出很多家長抱著娃娃散步，與空蕩安靜的白天形成鮮明對比，成為整個北川縣城最充滿生機的時候。
在這些人群中，有些娃娃的家長很年輕，但有些娃娃的家長分不清是外婆還是媽媽，劉洪英就是其中一個。今年46歲劉洪英既是一個5歲多男孩的外婆，也是一個3歲半女孩的媽媽，而她的女兒是北川縣地震后第一個試管嬰兒。
官方統計稱，震后北川共有1000余個有意愿再生育家庭(符合生育條件且有意愿生育并具備生育能力)，目前已出生800余名再生育幼兒。而在整個四川地震災區有再生育愿望的6000多個家庭中，已有3500余家庭實現再生育。這些幼兒給北川帶來新的希望，但面對這些新生命，家長們的心情卻是復雜的。
來之不易的試管嬰兒
在北川，失去孩子的家長大都在35歲-46歲，看著其他家庭都可以再生一個，劉洪英冒著高齡危險打算拼一次。
“生這個娃娃可遭罪了，懷她的時候每天要打針，手上、肚子上、屁股上，到處都是針眼。特別是屁股那邊，醫生都找不到下手的地方，起先我還用熱毛巾敷，因為長硬塊，疼，針扎不下去。后來懶得敷了，干脆告訴醫生，哪里能扎你就扎哪里，反正到處都疼，沒法坐，就用兩只手把屁股撐著。”劉洪英說，身體所受的痛苦與最終的結果相比，自己還是幸運的。他們的試管受孕于2009年3月21日一次性成功，且于2009年12月18日產下一體重5斤7兩的健康女嬰，成為四川省首例震后再生育試管嬰兒。
地震前，劉洪英在家里種玉米跟洋芋，生了王芙蓉以后，劉洪英基本不再從事體力勞動，每天就帶著小芙蓉，生怕有什么閃失。今年2月份，到了女兒上幼兒園的年紀，夫妻倆把孩子送到了離家幾十里路的新北川，4月份，原本就不富裕的王家在新北川租了一間107平方米的房子，由于王樹云要在家里砍竹子拿出去賣賺點錢，房子只有劉洪英跟女兒兩個人住。
“每天上午8點把孩子送去幼兒園，我就在家里看看電視，洗洗衣服，下午4點半、5點的樣子再把她接回來。”劉洪英說，一年6500元的房租對于他們家來說壓力很大，政府給了她600元的低保金，自己的大女兒也不工作，唯一的收入來源只有丈夫那點砍竹錢。
在新北川出租房里，空曠的房間里幾乎沒有家具，只有幾張床，幾張小板凳，一臺電視機，雖然劉洪英說，自己很少給小芙蓉買玩具，但在茶幾跟桌子上，還是放了好幾樣玩具。看著拿著玩具槍玩得不亦樂乎的小女兒，劉洪英說，孩子脾氣很倔，自己的大女兒生了兒子，比王芙蓉大，過年的時候也會過來玩，兩個人吵架的時候，小孫子往往都讓著王芙蓉，“這個娃娃脾氣不是很好，當時我們還是想生個男娃娃，后來發現這個女兒比男娃娃還要厲害。”
保護過度的全職媽媽
今年5月12日是馬莙宜5歲生日，每年家人都會為她精心準備禮物。有一年，小莙宜看到幼兒園的孩子有溜冰鞋，非常羨慕，于是爸爸就在孩子生日前幾天早早買好，“現在孩子溜冰溜得非常好，孩子小，學習能力強，雖然地震后家里什么都沒了，但只要孩子喜歡，我們都盡量滿足。”媽媽陶平說。
馬莙宜生于2008年5月12日9時50分，原本起名叫馬銘瑤，地震發生時，她被姥姥從北川縣婦幼保健院三樓拋到樓下父親的懷中，當時婦幼保健院一樓已經被夷平。汶川地震那一天的北川縣城，死亡失蹤人口1.6萬人左右，新增并幸存的人口據說只有1人，她就是這個羌族女孩。馬懷松說，他原本給孩子起名“馬銘瑤”，想銘記她出生那天的地動山搖，但是大家都反對，特別是馬莙宜的姥姥，一聽到“瑤”與“搖”音一樣，聽著就會想起他們不愿意回想起的往事，于是改名為馬莙宜。
小莙宜所在的永昌幼兒園是北川永昌鎮唯一的幼兒園，該園有300多個再生育寶寶，接近全園的一半，園長劉霞介紹，對于這樣的孩子，幼兒園會給予每學期減免960元的學費。老師馬艷告訴早報記者，她所教的小班中40個幼兒中有20個是再生育孩子，現在由于媽媽的年紀偏大，不少孩子的媽媽都已不工作，全身心地照顧孩子。
小莙宜的媽媽陶平、王芙蓉的媽媽劉洪英也都是全職媽媽，這個現象在北川普遍存在，而她們在地震前大部分都有工作。中國科學院心理援助北川工作站的心理咨詢師熊海說，在他的心理咨詢站，全職媽媽也很多，很多媽媽害怕孩子會再有什么閃失，除了在幼兒園或者咨詢站，大部分時間都和孩子在一起，而且表現得保護過度，如光著腳在地墊上玩耍就怕孩子著涼，下雨了怕孩子被雨淋，出太陽了又怕孩子會曬傷，“這種過度保護在北川再生育家庭中顯得格外明顯。”
不聽話、耍橫、脾氣大
熊海說，由于出生背景特殊，這些再生育家庭的孩子，無論大小，其生長環境和性格特征，都表現出驚人的一致，幾乎所有再生育家庭在談到自己現在的孩子時，都一致感慨：不聽話、耍橫、脾氣大。
“地震后這些再生育家庭，尤其是一些高齡難孕家庭，大多經歷過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和艱難。一旦有了孩子，孩子們便被家長瓷器般捧著，自身也有了瓷器的嬌貴與靈性。他們從父母那里準確感應出自己的貴重地位，因而任性，愛吵鬧，不妥協。”熊海表示，孩子的表現與家長的心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家長的過度保護造成孩子的任性、人際關系緊張。
另一方面，家長尚未走出心理創傷期。熊海通過五年對北川的重建家庭的了解，不少喪子的家長都希望再生或領養來的孩子跟遇難的孩子性別一致，在他們身上，會認為是生命的一種輪回。不少家長對遇難的孩子依舊眷戀，總覺得那個孩子如果還活著的話，會非常優秀，對已逝孩子的優點夸大，忽略他們的缺點，這些家長會經常拿現在的孩子與他們做比較，這樣對孩子非常不公平。
兩代人的心理建設
“震后我們關注的主要是上小學的孩子，接著延續到初中，再回到幼兒園，我們發現事實上，孩子的心理變化與家長的教育密不可分。”熊海說，作為心理學界一個統一的口徑，做災難性的心理援助的周期為20年，中國臺灣和日本都是按照這個標準來規劃的，如日本大阪地震的心理援助到現在還在持續地進行，他們都是由政府撥款完成這個項目。
熊海表示，由于30年來第一次面臨這樣大的災難，政府部門也不知道如何去投這筆錢，他們寧可把錢投在看得見的房屋建設方面，而心理援助是一個看不見、沒有量化的項目，所以中國科學院心理援助北川工作站的資金主要由宋慶齡基金會和江蘇遠東基金會扶持，基金會的規劃是三年，而事實上該項目已經延期兩年，目前已接近尾聲，基金會的資金退出之后，心理援助站將無以為繼。
“之所以是20年是有原因的，專家可以持續跟蹤兩代人的心理建設，因為家長的心理創傷沒有修復好，那么就會投射到孩子身上，對孩子的成長就會有影響。”（記者 龔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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