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教授現在在國外，不便接受采訪。”2013年5月6日，對于環球人物雜志記者的采訪要求，施一公的秘書這樣回答。
4月底，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的名字相繼出現在美國科學院、藝術與科學學院外籍院士的名單中。作為世界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的當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就在兩年前，在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增選中，施一公卻“意外”落選——“意外”，是當時很多媒體給出的說法。
落選國內院士、卻當選美國雙院士，施一公的經歷再次引發公眾對中國院士制度的質疑和反思?！?997年以后，院士增選的情況一次比一次惡化?！?5歲的天體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陳建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不諱。
不怕被“染得看不出顏色”
1967年，施一公出生于河南駐馬店。1984年被保送到清華大學，1990年赴美留學，36歲就成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
2006年，施一公回國參加中國生物物理學年會。其間，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找到他說：“清華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國?！碑斖?，他打電話給妻子，妻子欣然支持。第二天，他告訴陳希：“我愿意全職回清華，但我在普林斯頓還有個20人的實驗室，需要一個過渡期。”
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頓大學可謂不惜一切代價：他的實驗室面積是全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整整一層樓；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學校還資助他購買了500平方米的花園別墅……也有人勸施一公不必全職回國：“暑假有3個月，平時你還可以回國兩個月，什么事5個月還做不完？”施一公委婉拒絕。2008年底，他正式出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
有朋友說他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你現在豪情萬丈，但用不了兩年，就會被國內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顏色?！笔┮还貞f：“我的意志很堅定，國內學術界的潛規則改變不了我幾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兩年后不會改，20年后也不會改。從環境、條件上講，普林斯頓大學是最適合做研究的地方。如果只從科研角度講，我確實沒必要回清華，但我回清華的目的不只是為了科研，更想做的是育人，培養一批人才?！?/p>
2007年，與施一公有著相似人生經歷和理想的饒毅，放棄了美國西北大學講席教授、神經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的工作，全職回國，擔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兩人被認為是新時期歸國潮中的代表性人物，甚至有輿論將他們與上世紀50年代為報效祖國而歸國的錢學森、郭永懷相提并論。
2010年，施一公和饒毅聯名在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了題為《中國的科研文化》的評論文章?！霸谥袊喈敱壤难芯咳藛T花了過多精力拉關系，卻沒有足夠時間參加學術會議、討論學術問題、做研究或培養學生，甚至不乏將學生當作廉價勞力，很多人因為太忙而在本單位不見其蹤影。盡管路途障礙重重，科學政策制定者和一線科學家們都已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目前科研文化中的問題，它浪費資源、腐蝕精神、阻礙創新……”
2011年，施一公與饒毅雙雙被推薦參選中科院院士。第一輪評審時，饒毅被淘汰；施一公也止步于第二輪評審。饒毅說，院士增選中，重視的不是學術水平、對國內科學貢獻大小，“在有些人面前低頭排隊的時間，有時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并憤然表示今后不再參選。
對兩人的落選，中科院回應，這跟國籍有關，院士候選人明確要求中國國籍，但在兩人申報院士時，還沒獲得取消美國國籍的證明。饒毅則公開呼吁：“多一點寬容，不僅對他（施一公）個人公平，而且可以促進其他教授和學生回國。施一公回國是一面旗幟?！?/p>
時至今日，當輿論熱議施一公當選美國雙院士時，中科院有關負責人表示，中國科學院和美國科學院是兩個獨立的學術組織，其院士增選分別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標準進行，沒有必然的關聯。
“最高榮譽”周圍的光怪陸離
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章程中，對院士的定義是“國家設立”的自然科學技術方面或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為終身榮譽”。
17世紀中葉，法國最早建立院士制度。此后，一些國家仿效成立了科學院，聘選院士。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當時評選的是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研究員王揚宗在論文中稱：“之所以稱學部委員而不是院士，就是因為考慮到院士的稱號是很神圣的，必須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而我國科技水平還比較落后，學科發展參差不齊，如果為了需要在各個學科領域都搞出一批院士來，不僅難以服眾，在國際上影響也不好。”
25年后，1980年學部委員首次增選，之后一直停頓。直到1991年，增選開始正規化，每兩年選一次。1994年，學部委員改稱為院士，中國工程院成立后，也開始增選院士。迄今為止，中國先后有1900多人當選院士。
對于“院士”的質疑首次出現在2000年，而且質疑來自院士內部。這一年，中國工程院成立了一個新的學部——工程管理學部，設立這個學部的議題歷經兩次工程院院士大會才以微弱的優勢得以通過。后來，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潘家錚在接受采訪時坦言：“當時很多院士都質疑這個學部的院士將全是高官和企業家?！?/p>
此后，和院士有關的新聞層出不窮。2009年中國工程院院士劉興土遭6位教授聯名舉報抄襲，2010年院士候選人肖傳國雇兇報復傷人……2011年，正值院士增選年，有關院士的新聞更是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2011年5月25日，中國工程院公布了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這份名單中的工程管理學部部分，出現了多位在職或卸任的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包括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上海市副市長沈曉明等。迫于輿論壓力，最終只有中石油原副總裁胡文瑞一人當選。
2011年7月9日，網絡上一篇名為《中科院院士段振豪包養二奶，小三，小四，養私生女》的網帖，迅速將院士候選人、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段振豪推上了風口浪尖。發帖人正是段振豪的妻子曹霞，并稱掌握著他“以科研經費供情婦花銷”的證據。2012年，段振豪因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
2011年12月8日，中國煙草總公司鄭州煙草研究院副院長謝劍平因“減害降焦”研究成果當選院士，遭到各方質疑，他也因此被網友稱為“煙草院士”。隨后百位院士請求重審謝劍平的資格，并聯名要求他請辭，但都沒能如愿。
自創立以來，中國的院士制度走過了60多年。這些圍繞在“最高榮譽”周圍的光怪陸離的現象，讓很多人意識到，院士或許遠不像真正的科學家追求的純粹科學那樣“純”。
很多領導跑到院士家游說
上世紀80年代，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去醫院看望侯學煜院士。因為病房里沒有床位，這位70多歲的老科學家只好住在樓道里。出了醫院大門，錢正英感嘆：“為什么侯先生住不進病房，更住不到一個人的病房，因為他的床頭寫著：副司局級。”侯學煜當過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長，中科院研究所是正司局級單位，他是副司局級干部。后來，錢正英向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進行了匯報，由此確定了在京的中科院院士享受副部長級醫療待遇。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副部級待遇”的發展衍化或許已經偏離了他們的初衷?？梢宰邫C場貴賓通道、可以住高干病房、所到之處前呼后擁……在中科院研究員王揚宗看來，“院士儼然成為一種新的獨特的特權階層。至于院士在升遷、工作安排、申請經費、評獎、社會榮譽等方面享有的特殊權利，也已形成了各種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p>
有權力就難免滋生腐敗。院士選舉條例規定，如果個人搞公關，就會被取消資格，因此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以集體形式進行公關、拉票的現象頗為泛濫。陳建生院士向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透露，在院士增選階段，很多單位領導親自到他家里進行游說，有時還搞一些經濟手段，“很多人還是我很熟的朋友”。
有院士還遇到過更隱晦的公關方法，院士選舉之前，候選人所在單位召開學術討論會，以考察咨詢的名義邀請相關院士，一路上好吃好喝好招待，臨走時再送一筆不菲的會議費。據了解，每輪至多60位院士當選，但全國具有初評資格的行政部門就有100多家，平均一個候選人耗資十幾萬甚至上百萬不等。
“這是給我們的臉上抹黑，”陳建生也很無奈，“院士增選本來是由院士或部門推薦，不是申請制。1997年，求情、送禮、拉關系這種惡習就相當泛濫了。甚至有人大言不慚地說：‘我今年想當院士，請你來推薦我?！?/p>
陳建生還告訴記者，院士在評審會上的發言本來是保密的，但這些發言很快就流傳到社會上?！爱斒氯酥懒?，‘哦，你這個院士跟我過不去’，就開始做工作。我們的保密工作始終做不好，導致院士不能暢所欲言，發表不同意見。所有這些，我相信是一種社會風氣所致。”
官本位化的產物
2000年前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開始關注院士制度，“起初是因為看到增選的院士沒出什么成績。”1994年，中國工程院成立，選聘院士96名，到2003年工程院院士已有663名。顧海兵說，與院士人數猛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高歌猛進的情況下，科技的高層次創新卻呈負增長態勢。
對于院士所代表的“最高學術稱號和榮譽”，顧海兵的評價是“貽害無窮”?！笆紫龋捎凇罡摺拇嬖冢粋€普通教授無法和院士展開平等的學術競爭，這是對學術自由和創新的破壞。其二，院士在學術界擁有最高地位，卻缺乏監管，導致作假等事件層出不窮。其三，為了‘最高榮譽’，各地、各部門對院士的攀比樂此不疲，不但導致院士規模的膨脹，而且使得院士增選成為一場內耗嚴重、成本極高的運動。最后，‘最高’二字使得院士走上神壇，讓全社會頂禮膜拜。這一點，從各地給予院士的待遇上就可見一斑。武漢理工大學承諾，凡引進來的院士，都能獲得100萬元科研經費、200平方米院士樓住房、50萬元安家費。這使得院士群體被異化——脫離科研創新的本質，越來越趨向功利化。”
在研究了多個國家的院士制度后，顧海兵發現，“在絕大多數科技發達國家，只有科學學會與科學學會會員。即便是美國的科學院院士、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也只是一種稱謂，僅代表學術榮譽，不具有經濟和行政意義?！?/p>
相比之下，我國的院士制度則是官本位化的產物，而院士增選也成為行政滲透的重要途徑。他告訴記者：“兩院不僅是‘榮譽性、學術性咨詢機構’，還是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因此無法避免與其他部門的權力和利益關聯。高官、高管的地位決定了他們在行政色彩濃厚的院士增選中具備天然的優勢。并且，高官、高管當選院士，也很容易產生利益輸送。因此，院士增選從一開始，就沒有與行政權力劃清界限。行政權力滲入學術界，帶來的是學術獨立性的喪失?！?/p>
院士制度改革已成為熱點話題。在今年3月舉行的全國政協會議上，農工黨中央委員會向大會提交了《關于我國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議》，提出院士應該“去官員化”，同時建議明確院士是終身榮譽而非“終身能力”和“終身職務”。顧海兵的建議則更簡單，“暫停院士增選10到20年”。“現在每次選完之后，選上的人大家不認可，沒選上的大家更加有意見。暫停增選，大家都冷靜一下，一門心思搞學術。”
2010年，施一公曾說過：“學術界的潛規則在實質上阻礙了科研創新、嚴重影響了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和年輕科學家的成長、對中國吸引海外最優秀的年輕科學家和高層次人才歸來起到了直接的負面作用?！?012年，他又公開表示：“制度法規是由人執行的，一群人在一起便有了一種文化。文化出了問題，再好、再完美的體制法規也無濟于事?！倍?，在關于他的新聞被熱炒之時，這位一向敢說敢做的科學家卻三緘其口。
今年又是兩院院士增選年，施一公早已恢復中國國籍，如果兩年前僅僅是因國籍問題落選，今年他的名字或許能出現在最終名單中。但對院士制度的探討將會一直持續下去。（記者 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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