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高端人才而言，一個職位是否有吸引力，除了物質報酬外，更要看是否能夠創造出令其發揮聰明才智的機制和環境。
“在硅谷，軟件公司的技術主管和實驗室主任中有35%是華人。甚至有研究認為，僅在美國太空、軍事等敏感部門工作的華人專家就有2萬多人。”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對本刊記者說。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負責人此前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我國已從人才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發展成為第一人力資源大國，但目前我國流失的頂尖人才數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學和工程領域滯留率平均達87%。
王輝耀認為高端人才流失將給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很大負面影響，在損害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如高層次創新型人才匱乏，人才創新創業能力不強，人才結構和布局不盡合理等問題。
對高端人才吸引力何以不足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對高端人才吸引力較弱，這是正常的。”王輝耀說，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人才生活、發展環境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
比如環境污染帶來的壓力。“在國外已習慣了藍天白云，對食品、飲水安全問題也不用操心。”2011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獲得理學碩士學位之后留在當地工作的小謝說，在國內顯然要更加“小心”。
海外高端人才對子女教育也要適應。有“海歸”就反映道，“有些孩子連漢語都說不流利，更別說參加高考。”
回到國內后，前微軟公司資深開發主管李成發現自己所面對的工作與生活壓力驟然加大，尤其是加班大大增加。“在國外，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能夠得到很好的保護，對于加班的時間、報酬都有明確的限制。”
與此同時，我國目前的創新體制、科研管理體制等與國外還存在一定差距。“高校作為培養人才和吸引人才的重鎮，目前的考核方式太急功近利。”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為本刊記者舉例說，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的華人科學家張益唐擔任講師近10年，埋頭做研究，才在孿生素數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在國外，一個學者可能十幾年都默默無聞，十年磨一劍，最后一鳴驚人。”袁持平說，有潛質的高端人才渴望做大事，這需要長時間磨練，“但現在很多高校下硬指標，每年出論文，3年一大考；若3年沒成果，即使學校不下‘逐客令’，也會帶來巨大心理壓力。”
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在海外擁有龐大的華人華僑和留學生群體，其中不乏各行業精英，構成了我國在海外龐大的人才資源庫。“如果將這部分群體中的高層次人才吸引回國，充分發揮他們的能力和在國外積累的經驗和人脈，將極大地推動我國戰略轉型的實現。”廣西壯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志勇建議說。
吸引高端人才我們缺什么
實際上，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能保持穩定增長，加之中國政府積極推出多項優惠政策，使得大批出國留學人員和在外工作多年的精英選擇回國發展。同時，中國在去年出臺的“人才簽證”和“完善《外國人永久居留證》待遇”等多項政策，也推動了海外人才來華或回流。
經濟學家信息中心(EIU)此前發布的《全球人才指數：2015展望》報告預計，到2015年，中國人才指數排在60個國家的第31位，美國、丹麥、芬蘭位列三甲。該報告還提到，到2015年，得益于人才政策變動，高端人才在中國將嘗到更多甜頭。
多位專家學者認為，人才已經成為國家間競爭的重要領域，中國仍需在降低人才流動壁壘、發揮留學人員作用以及機制創新等方面多管齊下，提升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王輝耀認為，應降低《外國人永久居留證》獲得門檻。目前，每年來中國工作的外國專家、學者達數十萬人，隨著中國融入全球化，還會有更多外國公司、外國人才來中國發展，未來10年申請中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證》、入籍中國的訴求將進入高峰期。“目前每年批準的《外國人永久居留證》數額可以實行配額制，并大幅增加。”王輝耀說，尤其對海外高端人才可簡化簽證審批手續，既節省相關部門工作成本，也有利于引進外才與外資，推動人才環流。
另一方面，留學人員的智力密集作用應得到充分重視和發揮。王輝耀認為，目前，中國留學人員群體對公共政策事務的影響還很少體現在參政議政、建言獻策上。他建議，應爭取使留學人員成為一個具有相關資格的參政議政主體，在政協中專門設立針對留學人員參政議政的界別。
國內一些制度環境也亟待改善。比如，可以建立國家風險基金與擔保機制，建立國際人才薪酬激勵體系，完善人才激勵環境，放寬留學人才、海外人才進入政府工作的限制，為人才競爭制造寬松的政治環境等。
多位專家認為，順應人才國際化發展的潮流、創新工作機制、改善我國人才發展的環境，是用好高端人才的前提。袁持平說，中國高校可以更寬容，給學者時間和空間；國家則應當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在創業環境方面，完善公平競爭和融資機制。“等相關法制建設、鼓勵創新機制、地方創業環境得到提升的時候，中國吸引高端人才的‘藥方’自然就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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